Perfil de 世龙一泓清水FotosBlogListasMás  |  Herramientas Ayuda |
|
27 abril 与达 赖积极反应分歧 藏青会回绝中国“橄榄枝”
来源: 早报网 我们如何看待西方的偏见/中国青年报我们如何看待西方的偏见路 程 朋友，在这个季节，你看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至少，在最近发生的西藏事件及奥运会火炬传递事件中，笔者再次发现了西方某些媒体的“偏见”。以分裂中华为背景的西藏打砸抢事件，竟被西方某些媒体美化为所谓追求“自由”与“人权”的“民主”运动，中国政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做法竟被其丑化。连发源于西方、承载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奥林匹克运动，也惨遭西方反华势力的“绑架”——这真是一个莫大讽刺！ 西方某些媒体看待中国为什么往往戴着有色眼镜？为什么丧失基本的新闻真实性立场？国人难免对此种立场与行为感到愤慨，也的确有充分的道义理由为此感到愤慨。但是，以理性来分析，这种“偏见”，根源于中西之间在国家经济利益尤其是战略利益上的冲突。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诚哉斯言！这个新世纪，以至于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运动的中心课题不是别的，而是以中国为轴心的东方的兴起，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伟大复兴。 这一点，列宁在上个世纪初对此曾有预言。而从历史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崛起，往往意味着早先一个或几个强盛国家的相对衰落，进而是对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新划分。因此，中西之争，表层是所谓文化之争，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之争，而深层却是经济利益之争，是国家命运之争，是世界经济政治的主导权之争。所以，这次西方某些媒体利用其信息优势作不实报道，误导其国民，目的不仅在夺取道德高地，而且在根本上服从与服务于经济利益之争。 这种无端的挑衅，引发了中国人相当程度的反击。例如，国内许多网站上发表了大量的反击性言论，更有海外爱国华人做出了有组织性的抗议。对此，某些西方人可能又要惊讶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勃发了。因为，在西方某些人看来，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已不合时宜。但是，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举动，正在教育着某些西方人：全球化时代，理性的民族主义并未过时。事实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策的成熟，随着国家意识的成熟，中国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日益成熟起来。 西方某些媒体对东方的偏见，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好事。它让我们懂得：理性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的自尊之源，而自尊是走向自立、自强的第一步；以及全球化时代理性的民族主义仍未过时…… 26 abril 评中国政府与达赖的接触 /兔主席评中国政府与达赖的接触 / 兔主席日前，中国政府决定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此举引起外电的关注。
从长远解决西藏问题来看，不管中国政府目前如何看待达赖，还是需要与其接触、谈判。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当前，与达赖会谈应该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
以下文字仅讨论中方的谈判策略，并不涉及西藏问题谈判具体谈判的政策、政治主张。
是否进行谈判
中国目前准备与达赖接触，这就是了解对方意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以及对未来可能谈判的准备。 中 国政府需慎重选择对达赖的政策。一方面，首先要考虑藏独运动中的各种力量。要考虑达赖是否一个有意义的因素(relevant factor)：因其所主张的策略并不起作用，达赖可能在藏独运动中失信。（中国政府的不妥协与强硬姿态相当程度上促成了藏独运动的内部分裂）。这样，久 而久之，达赖的作用可能就相对越来越小了。其次，要考虑藏青会及其激进运动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因素：如果采用暴力，激进派将丢掉达赖多年来在国际社会打下的 非暴力“品牌”，使藏独运动失去西方民众的同情，并给中国政府以反恐怖主义名义严厉镇压的依据。中国在军事与安全上倒并不惧怕这种激进派。所以，即便中国 完全不谈判，利用藏独运动的分裂势态，也可能有所成果。
但不与达赖谈判可能使中国在国际上十分被动，因为国际社会上不少人 认为，这是来自达赖方面的一个应当被尊重的诉求，并且中国应该有用对话来解决问题的诚意与姿态。达赖在国际社会享有广泛影响，获得许多西方民众、社会团体 及政治家的同情；达赖在中国藏区也仍然有相当的影响；达赖在藏独运动中仍然是无可争议的精神领袖、政治领袖，享有巨大影响（但也要看其路线是否成功）。因 达赖也还将在国际社会存在多年。西藏问题也在客观上“国际化”，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故中国完全抛弃达赖，关闭谈判大门，将使自己陷入比较被动的境地，并不 现实。相反，如果通过了认真磋商，但达不成结果（和之前的六轮一样），并指称问题出在达赖方面的不妥协，那么也会更有说服力。一些西方观察家早已认识到达 赖大藏区高度自治诉求的不现实性，并呼吁他拿出政治家的智慧及实用主义精神，进行必要的让步，来与中国磋商。放开大门，与达赖接触，无论结果如何，都使中 国更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所以，中国应该与达赖进行对话。
对藏独运动的策略
当 前藏独运动内部的分歧越发表面化。达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其与藏青会（藏独运动中的年轻激进派）的分歧。达赖已公开放弃了独立诉求，主张藏区高度自治；藏 青会则主张藏区完全独立。达赖主张非暴力，藏青会则已对非暴力运动失去耐心，酝酿暴力行动（包括恐怖主义）。达赖还公开表示，藏独运动中的一些年轻人也是 不听它的。其实，从历史经验上看，很多独立运动都出现过这种激进、温和派的分野。中国政府、达赖、激进藏独运动的关系甚至可能逐渐接近类似以色列、阿拉法 特及哈马斯之类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倒不妨利用达赖的处境，拉一派打一派。以温和遏制激进，以激进遏制温和。
国际形势与外交
如 前所述，达赖拥有巨大的国际影响；这种影响带来了海外对藏独运动的认同。金大中不久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讲话，称中国对西藏，乃至国际社会对待中国与西 藏问题，都当采用“阳光政策”——即积极对话、磋商、和解的态度，以求和平解决问题。中国与达赖·西藏流亡政府的对话、谈判，应当说是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出 现的局面。无论中国如何坚称西藏问题为本国内政，这种国际舆论都会给中国带来压力。在奥运会之前，中国与达赖接触、对话，一方面能够满足国际社会（包括政 界与民众）的这种希望，缓和当前不愉快的冲突局面，尽可能消除奥运会政治化的阴影；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话，要求达赖施加影响，对激进藏独运动加以遏 制。 从外交上考虑，外国政府中的许多其实是愿意和中国成为战略伙伴的，而且希望在大量议题上与中国合作。这包括安全/反恐、 能源、贸易、环保等重要议题。但发达国家的选举政治需顺从国内的民意、反对党政治压力。在对中国的外交上，可能因西藏问题而受到国内反对派的批评，造成非 常被动的局面。而他们一但对中国表达更强硬姿态，说一些本国政要求他们所的话，就又会破坏与中国的关系，影响与中国在其他更重要的双边、多边议题上的合 作。我想，这些选举政治家都会希望中国作出一些缓和性的动作，表明这样的一种姿态，发出这样的一种信号，这样才能让减少他们（选举政治家们）在国内政治上 的被动局面。我想，目前的福田、布什和布朗政府都有这种迫切需求。中国应深入了解外国民主政治的这种因素，以此制定战略。 三维谈判：谈判前的准备
西方谈判学理论认为，谈判不光发生在谈判桌上，还发生在谈判前的准备（舆论造势、改变语境、影响利益群体等——三维谈判）、谈判议程、目标、战略的策划——二维谈判），以及桌面上的谈判（具体的行为互动技巧——一维谈判）。 中国现在是不是在有计划地从事“三维谈判”我们不好说，但是客观上存在这种效果。达赖方面也有这种准备。因此，应该说两方面都掌握了一些资源。
中 国方面：从全世界局势看，似乎西藏出现骚乱，闹了一下，中国遭到许多国际批评及不公正的待遇，奥运会受到负面干扰及政治化，而现在又要与达赖接触，似乎是 落了下风。但实际上，藏独运动经过这么一手，是增加了中国政府对达赖的不信任与隔阂。这只会无限加大西藏“流亡政府”同中国政府谈判间的困难。藏独运动需 要懂得，中国政府不一定吃软，但是更不吃硬。西藏骚乱，西方媒体偏向性报道，及后来对奥运会火炬传递的抗议事件，使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获得了强大的本国 民众支持（这种支持甚至会造成一种压力，缩小中国政府的余地与选择）。目前，中国政府继续在国内建立舆论支持，动员民众支持。这些都将成为中国政府极强大 的谈判筹码，对达赖方面施加压力。从三维谈判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国内很成功，只不是在国际社会上的很力。
达赖方面：一是拥 有相当的国际支持（或同情），另一方面，也拥有奥运会的这个特别契机。然而，中国政府更看中自己在国内的支持、国内稳定。然而，国际舆论并不能对改变局势 有太多帮助。在西藏问题上，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而中国包括政府与民意。其次，达赖已声明支持奥运会，加之把西藏问题与奥运会联系起来只会在中国国内造 成更大的反弹，因此达赖倒不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制造麻烦来要挟中国，进一步加大自己与中国的隔阂。 最后，达赖有时间危机感， 而中国没有。达赖急于解决问题，而中国不急于解决问题。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如果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利用自己的影响解决问题，或者离解决问题迈得更近一 点，那么他领导的这个运动注定是要完全失败的。同时，从当前看，如果达赖与中国的对话谈判没有进展，那么达赖只会担心他在藏独运动激进派面前进一步丧失自 己的可信性。 总之，达赖在明处，中国在暗处。达赖作为他自己运动的政治领袖，虽然在国际上比较成功，但在与中国交涉、斡旋方 面却非常失败，在历史上有过多次糟糕的败笔。至于公关方面，达赖也应该了解，虽然对西方的公关非常成功，但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对中国民众的“公关”。中 国政府与中国民众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力量。当然，他需要有所渠道，也需要有所行动。
最后看低牌。中国政府明显占据 优势。除了民众支持以外，达赖年事已高。中国只要静待他的去世（以肉体上从国际舞台消失），再扶持新的达赖。无论这个被扶持的达赖是否为被海外认同，但可 以认定，至少在达赖去世十多二十年后，不会再有一个十四达赖喇嘛这样有力的到西方大规模宣传公关的有一定个人魅力的运动领袖。流亡藏独运动只会走向进一步 的迷惑、分裂。
----------------------------------
中新社北京四月二十五日电 新闻背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与达赖方面的接触 中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二十五日发布消息表示，近日准备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 触磋商，这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多年与达赖方面接触磋商的延续。 从一九七九年至今，达赖喇嘛先后派出了二十多批他的代表和参观团回国参观。达 赖喇嘛本人的主要亲属，他的大哥、二哥、姐夫、妹妹和他身边的一些亲密的人，都曾 经回中国参观过。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与他们就关心的一些问题做过深入交谈。 二00二年以来，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先后六次与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接触。中央有 关部门安排他们到西藏自治区参观，了解西藏发展进步的情况；安排他们到广东等地了 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安排他们到云南、广西等民族地区了解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的情况；还安排他们到承德等地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一些历史情况 和重大事件。 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中央政府始终以最大的诚意、极大的耐心，保持着 和达赖喇嘛的接触。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但是接触商谈没有 取得进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达赖喇嘛方面没有诚意。他们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立 场，也没有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完) 思怠：中共的难题与达赖的难题我所知道的西藏问题（八）中共的难题与达赖的难题 作者：思怠 转自一五一十部落2008-04-26 10:51 3•14拉萨骚乱事件发生后，西方一些国家政要以及许多学者都纷纷要求中共与达赖直接对话。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是不肯与达赖进行对话和谈判的。事实上，自2002年以来中共统战部和达赖的代表每年都在进行谈判，到去年六月已经是第六次。这些谈判接触更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达赖的代表，包括达赖的哥哥，都多次与中共高层接触，并获安排回西藏进行实地访问。这些情况并非什么新闻，《亚洲周刊》2007年9月30日曾刊载纪硕鸣先生对达赖的哥哥、代表等的专访，对近几年历次谈判的时间、地点、人物都列之甚详。 遗憾的是，多年来的谈判似乎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那么谈判究竟卡在哪里呢？ 谈判无非就是讨价还价，谈不拢，要么是一方讨价太高，要么是另一方还价太低。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双方或其中一方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一方故意把价码抬得很高，或者另一方故意把价码压得很低；另外一种可能，是双方都基于自己的根本利益，或囿于自己所订立的“原则”或底线，客观上难以做出很大让步。 看到很多文章，大都把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归因于前一种可能，即双方或其中一方缺乏诚意。中共的指责是达赖缺乏诚意，指其一直没有放弃藏独立场。但更多的是指责中共没有诚意，即所谓的“拖死论”，认为达赖年纪大了，将不久于人世，只要达赖喇嘛故去，西藏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对于没有诚意的这两种猜测，我都是不同意的。就前者来说，我毫不怀疑达赖迫切地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故土的愿望，也不怀疑达赖追求西藏高度自治而不再追求西藏独立的宣示，我也相信他认为西藏留在中国大家庭内更有利的说法是真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从后者来说，如果中共不想要达赖回来，那我想他们也没必要跟达赖谈了，更没必要由中共统战部的一、二把手出面亲自谈。达赖回国，保持其最高宗教领袖的地位也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中共也不需要请他回来；如果他们把达赖弄回来后，真的如同传言的那样，是把达赖送到五台山或什么地方软禁起来，我想他们也不必枉费心机了，这样激起的矛盾和愤怒会比让达赖流亡在外更大。 如果都有诚意，那么为什么双方都难以从各自的立场后退，难以达成妥协呢？双方各自有什么难题，有哪些“难言之隐”呢？ 对于中共来说，中共的难题就是达赖喇嘛一个人，更准则地说就是达赖的回国问题。毕竟西藏已经在中共手上，并且中共在这里进行着有效治理，这是西藏问题同台湾问题的最大不同。西藏的主权在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层面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达赖也多次表明不寻求独立；中共的治藏政策，总体上也是成功的，特别是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汉藏之间的矛盾，远远没有外界渲染的那么大，更不存在所谓的民族矛盾。在宗教自由问题上，连反对者也承认，藏人的宗教自由也并未受到多大的限制，唯一的限制，就是对达赖的崇拜问题。可以说，达赖的问题，可以说是西藏所有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也是中共所面对的最大难题，甚至也可以说是唯一难题。 中共再蠢，也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达赖的影响力和象征意义。达赖是宗教领袖，并且是一个特殊的“宗教领袖”，其特殊之处在于，达赖是“神”的化身。而其它的宗教领袖，无论是罗马教皇还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都不具有这种“神”的属性，他们只是伺奉神的神职人员。但达赖不同，他本身就是“神”，是活佛，并且是藏传佛教中地位最高、法力最大的活佛。信徒对他顶礼膜拜，是因为他本身就代表着普度众生的力量，代表着来世的救赎。 达赖出走后，中共极力减少达赖对藏人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知道达赖的影响力太大了，这种影响力比他们大把撒钱辛辛苦苦在西藏笼络人心来得更大。有些人为了减少达赖的影响力而说出一些诋毁达赖的话，这是非常愚蠢的。但也不必对此大惊小怪，如果没有这些愚蠢的官员，中国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令人诧异的事发生了。 事实上，达赖回国的主动权一直都在达赖手里，而不在中共一方。首先不要忘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当年是达赖自己从西藏出走外国的，而不是被中共流放或驱逐的。达赖出走后，中共也没有像清初那样废黜达赖或像晚清那样褫夺达赖的封号，相反，却一直在呼吁达赖回到中国（大概文革时期除外），并曾多年为达赖保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位置。 在《亚洲周刊》纪硕鸣先生对达赖代表的访问中，当问到达赖是否回国、何时回国时，达赖的代表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为原则服务的”。这句话颇值得玩味。他点出了问题的核心：达赖是否回国、何时回国不是关键，在什么条件下才肯回国才是关键。或者说，回国与否是一个筹码，而不是问题。 达赖方面所说的“原则”是什么呢？达赖一再声称已经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所寻求的是西藏的“高度自治”。那么达赖要什么样的“高度自治”呢？ 我们知道香港、澳门回归后都是“高度自治”的，达赖也曾经说过希望西藏像香港、澳门一样享有高度自治权。但是，达赖所要的“高度自治”比香港、澳门模式还要“高”很多，不仅要求分享外交权，还要求中共不能驻军！邓小平当年曾就要不要在香港驻军的问题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不驻军怎么能体现主权？”在西藏的问题上，如果外交和国防都不要中央政府管的话，那达赖到底是要“自治”还是“独立”，不就昭然若揭了吗？更何况，达赖提出的高度自治范围，不仅包括现在的西藏，还要包括周边的所有藏区，即所谓的“大藏区”。“大藏区”作为一个单独的、统一的行政区域在历史上是不曾存在过的，事实上1951年之前达赖喇嘛实际控制的范围都只是今天西藏自治区的一部分而已。 达赖开出的这些条件，已经大大越过中共的底线，中共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但达赖为什么要提出这些条件呢？难道仅仅是一种谈判策略吗？这就要说到达赖的难题了。 达赖的真正难题，是追随他流亡的十几万藏人的利益。这十几万人，如果将来只是跟随达赖回归故土安居乐业，我想以西藏地域之广，应该也没有多大问题。中共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多涵盖十几万人，亦不是负担不起的负担。真正的问题是那些围在达赖身边的流亡政府上层，他们大都是昔日的僧俗贵族和领主，他们对权力和利益的要求跟这些普通藏人是不一样的。这些人，准确地说，这些人对权力和利益的诉求，才是达赖喇嘛真正的难题。 以“大藏区”为例，达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当年跟随他出走并且后来围绕在他身边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来自周边的藏区，而不是西藏本地。1959年达赖出走前，西藏按照“十七条协议”的规定还没有开始“民主改革”，但周边藏区的土地改革等却在早几年就已经开始了。失去土地和特权的贵族领主以及宗教上层纷纷跑到拉萨向达赖诉苦，这些人后来也成了发动叛乱、鼓动和跟随达赖出逃的主力。而当年参与暴乱的武装分子骨干，也主要来自康区，因为康巴汉子在藏人中是比较彪悍的，传统上他们也是藏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群。另外，达赖身边的许多大经师是来自云南和四川的藏区，因为这些汉藏交界的地方一向文化更发达一些，有学识的高僧也多一些。 前面说了，达赖是“神”，但毕竟他还是一个“人”。最把达赖作为“神”来崇拜的，是那些接触不到达赖、看不到达赖作为“人”的一面的普通信徒。而对于那些平时一直围绕在达赖周围的人，他们更多看到达赖作为“人”或“凡人”的一面。达赖在很多问题上，要依赖于他们的出谋划策，达赖的立场和主张，也会随着他们的进言和劝说而动摇或更改。他们有个人的利益，也有自己的主张，他们当然也希望维护个人的利益，也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影响到达赖，甚至希望达赖能听他们的，而不是相反。他们也可以质疑达赖的决定，甚至可以不服从达赖的决定。拿策划这次拉萨和其它藏区骚乱事件的藏独激进组织“藏青会”来说，如果他们真的把达赖当作“神”来崇拜，他们怎么可能反对达赖的和平和非暴力主张呢？怎么可能公然拂逆达赖的意志呢？如果他们都像那些普通信徒那样听达赖的话，达赖也不至于以辞职相威胁了。 达赖在西藏独立还是自治的态度上为什么反复？为什么在谈判中抛出诸如“大藏区”、不驻军、驱逐汉人等不合理要求，为谈判增加障碍？主要原因就是达赖受到身边这些人和势力的左右、各种主张轮流占上风的结果（从过去历次重要关头达赖的表现看，很多研究者认为达赖是个“耳根子”比较软、优柔寡断的人），他身边这些人的意见也不一样，有温和的也有激进的，有更多为达赖考虑的，也有更多为自身利益考虑的。作为他们的领袖和所有希望所在，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不给他们一个交代，达赖能迈出归国的这一步吗？如果满足了这些贵族领主的利益，那西藏的老百姓呢？达赖喇嘛的这些难题，其实也是中共的难题。 24 abril 奥运火炬法国传递风波深层原因解析/郑若麟/新民周刊奥运火炬法国传递风波深层原因解析 新民周刊 道德批判中国才是这场战役的真正目的。 撰稿·郑若麟(发自巴黎) 如果说“3·14”拉萨事件是这次西方对中国发动的最新一次舆论攻势的起点的话，那么4月7日则无疑是争夺道德制高点的一次最重要的战役。 这次中国与西方、特别是与法国的角力，很可能仅仅是一个序幕。从现在起到8月8日奥运开幕，以及整个奥运期间，这一角力很有可能会持续不断。“树欲静而风不止”: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出现，而在于他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比如中国的迅速崛起。 法国媒体“一边倒”的深层原因 很久以来，我们的媒体就在传递“法国友好”的信息。这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我们多多少少有点“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我们很少报道法国官方或民间对中国的负面言论或行为。比如，当年巴黎与北京争夺奥运举办权时，法国一些运动员，如这次法国的火炬手、柔道运动员大卫·杜叶就曾颇为“恶意”地说过，“中国人支持奥运是因为他们的背后顶着一把刺刀”……因此今天杜叶要佩戴所谓“人权徽章”，对于驻法记者来说，就不是一个意外。但出于“好心”，中国媒体很少报道杜叶的这类话语。因此在国人看来，法国的“转向”就很突然。 而在法国，一切都恰恰相反。法国媒体——特别是类似《解放报》这样的左翼报刊——历来就是集中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的。“要读中国的正面新闻，你可以去读《人民日报》。我的责任就是负面报道。”一位法国驻华记者曾这样说过。问题是，法国有多少人会去读中国报刊呢？结果就是法国人几乎都是从“负面”来了解中国的。中法两国对对方的了解和理解，就是这样尖锐地对立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法国人对自己的污点也并未真正坦言过。说一个事实恐怕很多国人都难以相信:大多数法国普通民众并不知道“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这一历史事件，更遑论大作家维克多·雨果那封写给巴特勒上尉在中国连中学生皆知的谴责“英法两个大强盗”的信件了。去年9月，香港富商何鸿燊在苏富比拍卖行购下英法联军抢劫、纵火圆明园后丢失的海晏堂御制“水力钟”十二生肖铜像中的“马首”并捐献国家时，法国只有很少的媒体提及。当时我特意去调查，发现这一侵略中华文明的事实在法国的中小学教科书里是根本不见踪影的。当然法国人更不知道至今这十二生肖中的鼠首和兔首仍然在他们的国家。 日前在4月19日法国华人支持北京奥运的集会上，一位法国人告诉我，他与中国妻子第一次去北京，就听到有人批评法国“抢夺了中国的财富”，当时他都莫名其妙，不知中国人在“胡诌什么”。因为自小到大的法式教育中，他从来没有学到过法国入侵中国的内容。后来还是他自己研究史实后，才明白中国人在说什么。 事实上不仅仅是英法联军入侵中国，还有很多有关法国殖民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时犯下的罪行，在法国的教科书里也是很罕见的。相反，在巴黎，我曾多次看到纪念法国军人的雕像，其中包括很多如指挥入侵印支、北非的法国将军。在法国很多人眼里，他们仍然是“英雄”，尽管他们手上肯定都沾满了被殖民者的鲜血……不过应该说，法国并不是一个“例外”:实际上西方主要国家的教科书几乎都是歌颂自己的“光荣征服”、而回避对外侵略的史实的。 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中国和非洲、阿拉伯人眼中其实并不那么干净的法国人和西方，今天竟会如此“气壮山河”地来指责曾遭到他们野蛮侵略的国家“违反人权”。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 同样，他们更不知道他国的历史。我曾在巴黎旧书摊找到一本法国出版于18世纪20年代的地理书，是一位著名的生于丹麦的法国作家马尔特·布兰(Malte Brun)所著。书中白纸黑字地写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书中的地图里，西藏明明白白地被归在中国的版图里。当我将此书在一次电视辩论中展示给法国国会议员、国民议会西藏问题小组主席利奥纳尔·吕卡看时，后者居然不识布兰是何许人也！要知道，布兰是当时法国最为权威的地理学家。这样的人来做西藏小组主席，可想后果如何。事实上，当时几乎所有法国地图都标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到了今天，当绝大多数法国人不了解西藏的历史，不了解达赖是一位僧侣神权的政治领袖，不了解达赖的“高度自治”与“实际独立”之间的差别的时候，就不得不在法国教育和媒体方面去寻找原因了。 法国存在着这样一种明确现象:左翼思潮在教育与新闻领域占据着绝对的压倒性地位。法国左翼思想贯穿着“人权高于主权”等直接从18、19世纪殖民主义演变过来的“干预主义”思潮。当年打着“自由贸易”、“传播文明”旗号殖民世界的，并非法国的右翼，而恰恰是法国左翼(这里所谓的“左翼”，与中国概念里的“左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令人不解的只是这种“左翼”的“人权、民主”到了中国则变成了中国“右翼”的思想武器，比较起来往往令人捧腹于中国“自由派”的幼稚，这是题外话)。 法国左翼的一个特点，就是意识形态优先。因此，当这种左翼思潮在中小学教育中占据着压倒性地位的时候，很多法国老师就往往会不顾事实而以“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概念来教育学生。因此今天法国年轻一代一旦提及西藏，大多数都盲目地、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是“侵略者”。同样现象也存在于媒体。 应该说，法国媒体在这一点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很多记者不仅仅有“意识形态优先”的潜意识，而且还受到“政治正确”这条隐形红线的约束。我有一位记者朋友，曾去过西藏，而且了解很多西藏的现实。他私下对我说，达赖所指责中国的很多领域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当我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一真相告诉法国读者时，他回答说:“因为这是政治不正确的。”他能够坦言这一点，就算是很“友好”的了。绝大多数记者会告诉我:“就是因为中国不对。”另一位法国记者告诉我，1989年时他就曾在拉萨目击了当年的骚乱。“有没有军队开枪这回事呢？”我问，“我没看见。”他回答。但为什么不说呢？也是因为“政治不正确”。 “政治正确”是什么呢？在西藏问题上，就是一点:中国是永远的被告！无论3月14日发生了什么，“僧侣和平示威，中国军队开枪血腥镇压”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式。事实上，法国媒体就是这样报道的。这一报道至今为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尽管全世界都已经知道3月14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这样报道，就无疑是自打耳光。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左翼的《解放报》会不惜违反最基本的报刊公正、客观的原则，而在圣火接力巴黎的两天中，天天号召抵制、“灭火”…… 一向以鼓吹人权思想为主要政治特征的法国外长贝尔纳·库什内，其实在这一事件上是说了一句“真话”的:“必须知道，今天不再是中国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依赖于中国。”然而就是这句真话，也是“政治不正确”的。 法国一位议员立即反驳，“我们应该抵制中国产品，不是我们依赖中国，而是中国离不开我们。”为什么要竭力试图使法国人继续认为“中国需要西方”呢？这当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历史性的，也是具有“颠倒乾坤”性的意义的。从这一点上来说，4月7日将会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近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当然包括法国在内，已经习惯于全世界俯首听命于它们。因为西方使全球都相信，它们的发展模式是唯一的可持续、并能够保证社会公正的模式。直到近两年，这一神话开始在西方遭到质疑。一方面西方模式在世界大多数非洲、阿拉伯等国家的失败，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这是唯一发展模式的说法；另一方面，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则代表着一种新思维的出现，这种思维事实上已经为世界相当一部分国家追随和模仿。 事实上，中国中产阶层的迅速扩大，特别是这一阶层与西方、特别是法国相比，在经济上越来越占优势，使得一向习惯于以“世界最富有者”思维的欧洲人，开始对自己产生严重怀疑。这种怀疑无时无刻不反映在日常生活之中。 中国游客在巴黎拉法耶特大商场被怀疑使用假币，就是这种心态的一种非常典型的表现。要知道，一切赖以“教训他人”的基石，就是“我比你成功”。两个世纪以来，全球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在这一点上与西方进行较量。但中国正在创造这一“奇迹”，而且仅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 法国在这一点上感受特别深切。我记得非常清楚，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进口法国技术时，还需要法国融资和政府担保。而今天，法国一位经济贸易部高官说，“我们对中国的技术优势至多还能保持10年。”专家私下告诉我，10年也是一个“乐观”的说法。 以高速铁路为例。中法间谈判了十几年，始终因为法国拒绝技术转让而未能达成协议。今天中国自己的高铁已经在运行，并很快就会在速度上赶上法国。相反，法国近十年来却始终没有能够成功改革自己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模式，这一体制与模式已经眼看着就走不下去了，必须进行非常痛苦的改革，而这一改革正在使法国社会陷入严重的动荡的前夜。 因此，当中国游客大量徘徊在巴黎街头，大量买走干邑白兰地、路易·威登包和香水等高档消费品、而同时越来越多的法国中产阶级“告别”这些产品时，法国人的心态是不可能不发生变化的。 法国自认目前唯一还可能“压倒”中国的，就是道德高地。因此，法国便情不自禁地祭起百战不殆的杀手锏:在道德上批判中国；而西藏3·14事件正好给了这场道德之战一个“最佳战场”。法国以为，只要充分在这一战线上发起攻击，中国就会“不战自败”。法国政界这次不分左右，几乎全体一致地攻击中国，而且一个比一个激烈，完全不顾西藏究竟发生的事实如何，就是一个明证:道德批判中国才是这场战役的真正目的。 生活在法国的中国人都发现，法国政客们根本不去寻找事实真相。真相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注重的就是对中国的道德批判，将中国置于“被告席”上。为了保证这一道德批判的“成功”，同时又不敢过度得罪中国，因此就只好玩两面手法。其中最为令人“叹为观止”的，莫过于巴黎市长德拉诺埃！ 这位最近在地方选举上连任成功而政治态势看涨的政客，是这次巴黎圣火接力出现种种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他与记者无疆界组织秘书长罗贝尔·梅纳尔所合唱的双簧只能哄骗两岁的孩子。中国火炬在巴黎市府不作停留，让他僵在当场，就是对他的反击。 德拉诺埃的态度是非常说明问题的。法国左翼社会党接连丢掉了1995年、2002年和2007年三届总统大选，输得连本都没有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拿不出一套有别于右翼的经济纲领。德拉诺埃等左翼领导人便不得不打“道德”牌，妄图对中国“开刀”来显示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不仅手法粗鲁、恶劣，而且将自己的虚伪面目完全暴露出来。 历史早已证明，当年法国发动对全世界的殖民征服时，正是左翼执政期间。左翼的选民是社会中下层。对于这一阶层来说，在法国媒体的多年负面报道下，对中国心存不满已久，视中国的迅速发展为他们失业、生活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和威胁。因此左翼政治家就是想借奥运和西藏来“取悦”于其选民而已，岂是真正关心藏人的生活？ 这种“转移视线”的做法，萨科齐总统显然更为“娴熟”。很多国人对法国总统萨科齐这一次的“暧昧”态度不解。其实这是一种明显的“赌民意牌”的做法。民意批评中国？那我就对出席中国奥运开幕式提条件；等到4个月后民意发生变化，那时再找台阶下来。但问题是，萨科齐并没有想到，要赌就有可能输:他不可能既讨好法国民意，同时又维持良好的对华关系。伟大的政治家与普通的政客的差别是，政治家考虑对历史负责，而政客只考虑一时的“民意”。如果戴高乐将军“顺应民意”的话，中法建交就不可能。但萨科齐的另外一个考虑，则是借“圣火事件”，使法国人忘记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法国教育体制改革事实上正在引起中学生的强烈反对。接连几天来，法国数以万计的中学生在全国进行示威。但恰恰因中法奥运摩擦，使得法国媒体对中学生示威明显“低调处理”。专家们声称，只要捱到假期，中学生运动就会被法国人所忘记。问题是，成功转移对“中学生运动”的视线，却付出了法国媒体和总统信誉的代价！ 但更为深层的因素，则是中国的高速发展伴随着西方的迅速衰弱，使这几年欧美的少数政治家被一种恐惧所纠缠:对外，中国模式的成功，使西方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占据着的道德高地，将很快就会失守。对内，一旦中国的成功为法国和欧洲乃至西方平民百姓所感受到的话，将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所谓“北京共识”的成功，将会对发达国家内部的舆论同样造成巨大的冲击。 以法国为例。法国经济增长乏力，国民收入徘徊不前，萨科齐之所以能够在去年当选，很重要的一个口号是“提高购买力”。但法国民众看到的却是中国民众购买力的迅速提高。随着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国，今天的法国人已经在询问:到底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开始怀疑他们的媒体所发回的报道。如果法国《世界报》等多家法国报刊面临发行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报道正在失去公众。 其中已经多次面临破产边缘的《解放报》更是可谓在做“最后的挣扎”。事实上尽管该报不承认，总将自己的失败说成是免费报刊和互联网的竞争；实际上这几年法国读者对该报的不信任，才是其面临危机的真正原因。 从中国与法国两国民众对这一事件的愤怒反应，也可以看出两国民众心态的不同。在巴黎，支持“藏独”、反对北京奥运的口号都极为极端，几乎就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表现出一种对中国崛起的不当的“敌视”。 而中国留学生4月19日在巴黎的示威则极为理性。留学生们的口号之一甚至是“欢迎来中国实地观察”等。两者相比，反差甚大。其反映出来的正是中国与法国两种心态的实际状态:前者自信、后者气急，前者大度、后者心焦……对于法国来说，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带来的道义上的危机甚至比经济的冲击更大。因此，这场从西藏开始到阻扰火炬的运动，就是为了侮辱中国，借中国奥运之机，要将中国代表的那种有别于西方的价值观打翻在地，不让这种价值观压倒西方的价值观，特别是不让这种价值观被西方公众所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实际上是没有退路的。 法国之所以会在这场无形的争执中成了一个“领头羊”，实际上很有可能是一个“误会”:法国一方面以为其他西方国家也会跟着法国“起哄”，没想到美、英、德都在唱两个调；另一方面法国人以为火炬会在全世界遇到阻扰，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火炬只在法国一个国家遭到这么大的麻烦……可以说，法国上了自己的媒体带有强烈偏向性报道的当。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一直到前几天为止仍然在拼命渲染“英国拒绝出席开幕式”、“美国表示一切可能性都存在”等等“不利于”北京奥运的种种消息。但事实证明，几乎没有一桩是真实的。唯一在威胁并讹诈中国的，只有法国。 这几天法国正在用尽一切手法在进行“威逼利诱”:一方面利用运动员来推动国际奥委会接受一枚全球性的象征人权的徽章。在法国奥委会否决法国运动员单独佩戴带有侮辱中国性质的“人权徽章”后，法国正图谋将这枚徽章推向全球。另一方面执政当局则在继续做各种小动作来向中国施压:萨科齐总统的“政治教父”、前总理巴拉迪尔上周日出面表示，“如果中国不与达赖谈判，萨科齐就不应出席奥运开幕式”，明显对中国进行“政治讹诈”；巴黎市长德拉诺埃则已经宣布要在8月份达赖访法之际授予达赖“巴黎荣誉市民”称号，进一步挑衅中国；法国国家足球队教练雷蒙·多梅纳克则干脆宣布“抵制奥运”，不看电视转播……法国正在孤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但同时也应看到，在法国国内，对这类“政治正确”的宣言的反感已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公开。巴黎市政府市长助理、文化专员克利斯朵夫·杰拉尔就反对授予达赖“这个反动分子”巴黎荣誉市民的称号。这在几天前，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在这几天收到的法国观众和网友的来邮来电中发现，凡在法国自己寻找信息来源的人，几乎都不再相信这里的媒体所报道的中国。他们的声音也开始大起来。公开质疑这一阶段法国对华报道和政策的文章，也正在一点点多起来。这一点肯定会对法国当局和媒体造成影响。而中国留法学生和华人华侨4月19日的和平示威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也会对中法之间的这场较量形成一定的影响。 最新消息表明，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本周三派法国参议长蓬斯莱前往北京，并带着他给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同时，这位八旬议长还亲赴上海，向遭到袭击的金晶表示慰问。尽管这是一个迟来的慰问，但依然值得欢迎。我们也从这一事件中得出结论:当道德高地之争真正波及到法国的经济利益时，人们才有可能看到这场“奥运＋西藏”之争的真正含义所在！ 22 abril 假如西藏在美国，能独立出去吗？/ 解滨假如西藏在美国，能独立出去吗？ 解滨 转自万维读者网络>天下论坛>2008年4月21日06:35:28 假如西藏不是在亚洲而是在美洲，又被纳入了美国的版图，那么美国会让西藏独立出去吗？ 答案：没门。 美国当然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人人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美国如果有人在大街上高喊口号要把某个地方独立出去是绝对不犯法的。就是有人成立一个组织以闹独立为宗旨，也完全合法。即便如此，想把美国的任何一个区域独立出去，比任何事情都难。为什么呢？ 首 先，美国自从建国那一天开始，国民就可以自由迁居，美国从来就没有过户口这种东东。国民想搬到哪里去住，政府是管不着的。假如西藏纳入美国的版图，国民不 分男女老少、种族都可以自由往那里移民。没有谁可以以种族或肤色等因素阻止别人前往某个地方居住。过不了多久那里的藏族就有可能变成少数民族。一成了少数 民族，虽然并不意味着在就业、就学等方面受到歧视，但在选举投票的时候可就帮不上忙了。在美国像闹独立这种天大的事是一定要老百姓投票表决才有可能通过 的。虽然美国只有短短两百多年的历史，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绝对不亚于任何其它国家的人民。一投起票来，这些爱国者们可以轻易地以绝对压倒多数否决任何独立 的企图。没有选票，再闹也没有用。单单从这一点来看，“藏独”在美国就行不通。有人也许会问：西藏那么荒凉的地方，谁要去移民？美国比西藏更荒凉的地方多 得是。像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像茫茫荒漠的内华达，不都有人往那里大批移民吗？假如1950年是美军而不是中国军队开进西藏，三年之内必有十几个大型飞机 场在那里修建好，不出五年高速公路就会通到那里去，不出十年就会有大型旅游基地在那里开业，不出二十年就会出现几个新型城市，不出三十年那里的人们都会改 说英语，藏语只能在大学历史专业作为选修课而开设。过了五十年西藏虽然还有人在大街上提个大喇叭号召人们独立，但老百姓不过是一笑了之。看看今天的夏威夷 就知道西藏独立在美国会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 有人会说，西藏不同于夏威夷，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宗教占垄断地位的神权社会，人们习惯于在藏教的 制度下生活。美国一向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西藏如果是在美洲，变成了美国的一部分，即使不可能独立，其宗教统治的特征将继续，而其宗教和文化传统 也将被完好地保留和继承下来。这话在别的地方说可能有人相信，唯独在美国没有人会相信。不错，美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确实受到宪法保护。但美国从来就不是 一个神权社会。美国对宗教有两个基本限制：第一、宗教不可以参政，第二，宗教不可以违法。这就避免了美国走回欧洲中世纪的老路。可是这么一来，如果西藏被 美国纳入版图的话，达赖当然还是可以继续当他的喇嘛的，但却不可能任免地方官员、操纵政府运作了。您大概不知道，今日中国西藏的每座寺廟的活佛，都享受中 共国务院的特殊补助的。換句话说，是中共政府在养寺廟，养喇嘛。你看每座寺廟都金碧輝煌，這些金子钱都是内地的政府出的。这种事情在美国绝对不可能发生。 政府归政府，宗教归宗教。 这叫做政教分离。当初，西藏当局和中共达成“十七条”，中共怎么说还是承认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领主地位。要是当初是美国人来和西藏当局谈判的话，恐怕 这“十七条”中一大半都要去掉。更重要的是：由于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政府就不可以强行推广某个宗教而压制其它宗教了。这意味着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将可以在 西藏长驱直入。假如1950年是美军而不是中国军队开进西藏，紧跟在美军屁股后面的，首先就是一大批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不但带去了成卡车的《圣经》，还带 去了大批捐款和捐赠物资。随着信基督教的移民的大批涌入，基督教堂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三年后藏人之中改信基督教的将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不出二十年 藏传佛教将仅限于老人中流传。不出三十年那里的年轻人们都将忘记喇嘛究竟是什么。过了五十年后西藏虽然还有人在研究藏传佛教，但这些人基本上是大学里面宗 教史教授。想当初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土著也有他们的宗教的。今天有几个人信他们的教？另外，由于美国的任何宗教都必须守法，藏传佛教在1950年前做过的 很多事情，比如说奴隶制，拿人头颅做油灯，把不听使唤的奴隶的脚筋给抽掉，剥小孩子的皮当贡品，都不可以再做下去了。看看美国政府最近对德克萨斯州位于埃 尔多拉多的“渴望天国”农场内的教堂采取的行动，就知道藏传佛教如果在美国将会遇到的麻烦了。 至于让西藏“高度自治”这件事在美国也永远办 不到。美国的五十个州有哪一个是“高度自治”的？一个也没有。你到加利福利亚州让老百姓投票赞成还是反对目前在伊拉克的战争，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投赞成票 的。反对归反对，但是人们还都必须缴税来资助这场战争。如果加州某个居民以反战为理由拒绝缴纳联邦个人所得税，您应该知道结局会如何。美国各州当然可以制 定各自的法律，但却不能违反联邦法律。比如说，各州都可以自定中小学教学大纲，但联邦法律条文中有强制性的小孩子必须受教育的条文一定要执行。这就是说， 所有的小孩子都必须去学校读书。假如西藏是在美国，那么那众多的寺庙里就不可以像现在这样收纳小孩子了。小孩子读完12年初级教育，然后才可以自由选择去 向。一般相信，一个人在接受了12年初级教育后将很少有可能立志一辈子出家当喇嘛。仅凭这一点，西藏如果是在美国，那喇嘛和寺庙的数目将会迅速递减，绝对 没有可能像今天这样火红。 最后，还有人会认为，美国重视人权，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对于少数民族尊重有加，所以假如西藏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中 国的话，藏民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他们的诉求可以通过民主而不是暴力的手段获得。这一点最容易迷惑人。美国人民说话确实很自由。但是尊重你的发言权并不等于 就要照你说的去办。美国即使在今天还是允许三K党游行集会的，可谁会去理睬他们？美国对少数民族确实很少歧视，不然我就不可能搞到今天这份工作。但少数民 族也必须尊重多数民族和服从所有的法律。我可以保留我的生活习惯，比如在家里天天吃中国饭菜。但是如果我对美国政府说，我是华人又信佛教，美国政府必须出 钱给我在当地兴建一些佛教寺庙，允许我10岁的儿子出家当和尚的话，您应该能猜到人家将会如何回答我。 我可以有十分把握地告诉您，假如西藏 是在美洲而不是在亚洲，又成了美国的一部分，藏人中的绝大多数早就被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给“溶”掉了，变得和大多数美国人难分彼此。剩下一点不愿意被 “溶”进去的，要么就和我们华人在各地建立“Chinatown”那样固守在自己的狭小天地里，成为美国大都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要么就和美国的一 些印第安土著那样被政府供养在保留地里，远离都市，过着吃喝不愁却没有希望的日子。但在这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藏人都还是要服从美国的一切法律的。而藏 教恐怕早就失传了。至于“西藏自治区”或者“西藏独立”这种说法，大概只有在”David Letterman Show”里面可以严肃地讨论。达赖老爷子即便还活着，唯一愿意与他“对话”的，恐怕就只有隔壁邻居的小朋友了。 21 abril 方德豪:中国公关技巧很糟/亚洲时报
法参议员梅朗雄：我不同意抵制北京奥运和反中国的宣传我不同意抵制北京奥运和反中国的宣传 法国社会党籍前部长、现任参议员梅朗雄 中新网4月18日电 自中国西藏“3·14”暴乱及4月7日奥运圣火巴黎传递受干扰等事件发生以来，欧洲时报收到了大量读者、学者和法国各界人士的投稿、来函，纷纷对上述事件发表看法。该报今将法国社会党籍前部长、现任参议员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Melenchon)在其博客上刊出的长篇文章，全文译出刊载以飨读者。文后附号召抵制北京奥运的“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背景资料。 译者按： 奥运圣火巴黎传递，藏人和记者无疆界两股势力捣乱，法国媒体几一边倒助阵，法国总统萨科奇和巴黎市长德拉诺埃也“拉偏架”。中国人都在想，那么友好的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怎么了？我们那么多年的友谊就这么泡汤了吗？郁闷之中，突然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至少有一个法国政治家在为我们仗义执言呢！他就是法国Essonne省的参议员梅朗雄(Jean-LucMélenchon)先生，于四月七号，就是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的那一天，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几乎说尽了我们中国人想说的一切。这篇文章在网上风传，但法国主流媒体则装作对此一无所知。 历史学博士 刘学伟 我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我将来也不会是。但我不同意主张抵制奥运的示威活动。我不同意RobertMénard(注：“记者无疆界”组织秘书长)搞的针对北京奥运的活动。我不同意重写中国历史以便这种活动有立足之地。我也完全不赞成对达赖喇嘛的狂热崇拜以及他所代表的制度。在我看来，抵制北京奥运是对中国人民的毫无道理的和侮辱性的侵犯。如果我们想质疑北京的制度，应该在选择北京申办奥运时就表示。不让中国做候选国就行。那时就应当在中国这样说。现在这些人做的事是针对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的廉价的侮辱，而他们正在为奥运会做着忘我的准备。对我而言，这口锅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种族主义的恶臭。 一个借口 如果需要抵制，按照进攻的逻辑，这不应当针对一项表达开放和博爱的体育运动。为什么不是针对商务或金融业务？自然的，现在的这些风云人物没有一个人建议或着手向这个方向做任何事。如果我们真的应当对中国政府生气，为什么这次在国家的正常的(外交)渠道方面却一丁点儿表示也没有？中国的国家主席(有多少抗议者想知道他的名字？)被接触了吗？向他要求了什么事情吗？什么？他回答了什么？总理(有多少人关心知道他的名字？)有没有被质询？中国驻法国的大使有被接见吗？有与他交换意见吗？谁在管这些？以一种类似种族主义的狂妄，他们向一个政府提抗议，却不提其领导人的名字，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除了我们想它真的不是一个政府这个原因外，还会是什么原因呢？西方人的傲慢连那些领导着十四亿人口的民族的领袖的名字都不承认，我们相信这个民族相当软弱，只用政治警察就可以控制。一般而言，看到这一切，我(似乎)听到了(200年前的)殖民者的轻蔑的回音。当年他们手里握着枪。要和中国人做鸦片生意，带枪是必须的。如果意图是抗击北京的政治制度，当下在使用的任何手段都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可能被影响的只是西方舆论，但是这早已被定下框框了。 因此，西藏的事件只是一个借口。这整个被制造出来的借口是为了愚弄公众，而这个公众已经被重复的影像所灌输，为的是让公众认为一切显而易见，而不用去思考了。例子：只有“定格图像调查”(l"enquête?d"arrêt surimage?)节目报道，“西藏事件”开始于一些“藏人”对汉族商人的种族屠杀。在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这样的事件不是以镇压告终？一个汉族商人的生命比那些在大街上拿着棍棒行凶的“藏族”示威者的生命更不值钱吗？对藏人的许多友谊只是对汉人的种族主义的另外一种令我作呕的表达。这种友谊只是被无知幻觉所供养。或许残酷的镇压会得到证实。怎样评判？被反复唠叨的仅有的数据来源于西藏流亡政府。然而中国政府，如果我听清楚了，也宣布了一套死伤的数据，这让人明白当局承认那里发生了严重的事态。在无论哪种情况下，人们试图比较这些信息。人们试图搞清楚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如果用同样的逻辑，可以说，由于正执行一个面对郊区的铁腕政策，当日法国政府命令把在ClichySousBois的两个年轻人推进变电箱中，谁也不会说出这种愚蠢的话。在美国城市的骚乱中，镇压也同样相当残酷。所有这些并不意味可以原谅什么。但这允许我们把类似的事态加以比较。 一个可疑的人 对反华示威的主要组织者，RobertMénard先生的政治行为，我表示最明确的保留。现在，关于西藏和奥运，人们只看见RobertMénard。似乎是，他在以“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名义发言。这个协会里现在只有RobertMénard一个人。许多的原来的董事会成员对于RobertMénard先生在他自己的协会中的民主作风这个题目有很多的话可以说。当我们在法国文化电台的讲台上讨论西藏和奥运的题目时，在我问到Ménard先生的角色时，MarcKravetz和Alexandre
Adler先生都默不作声。不能怀疑他们是为了讨好我……离开话筒，这两个人都对RobertMénard的人品表达严重保留。MaximeVivas做了一份分析文件，表明这个人物和他的经济来源都非常令人担忧。不管他是谁，似乎他从此同时取代了记者工会、国际人权联盟、大赦国际等等等等。有时候他甚至取代了达赖喇嘛。RobertMenard为抵制奥运而奋斗，这是达赖喇嘛都没有做的事。达赖喇嘛说的是，中国人民有资格办奥运。RobertMenard是一个根据地理位置而变化的人权斗士。当美国让酷刑合法化时，他做过一个哪怕是象征性的动作吗？为了让关塔那摩的囚犯可以享有律师的协助，他又做过任何一件事吗？RobertMenard的行为让人对他做事的动机产生深深的怀疑。(文后有本报补注) 神权政体不值得捍卫 关于西藏。自14世纪开始，西藏就属于中国。拉萨归汉人然后归满人管辖早在贝桑松(Besancon)和多尔(Dole)归法王管辖之前。把1959年发生的事情判断为“入侵”是荒谬的，这只是中国革命的内部事件。当我们共和国的军队进入旺代(Vendee)以平息当地的王党叛乱时，人们可以说那是“入侵”吗？达赖喇嘛和其他的西藏庄园主已经接受了共产党中国向他们建议和提供的所有东西。比如这位“神王”毫无反感地坐上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的职务。这样直到1956年，共产党政权决定废除西藏及相邻地区的农奴制。在我完全赞同的对“西藏传统”的否定中，共产党人废止了把人分成三等九级并各有命价的法典。这个法典还授予农奴主和奴隶主对农奴和奴隶的生杀和拷打之权。在这个制度中人们根本不提及妇女的地位。但是你可以去了解，只要你不怕恶心。共产党当局终止了在那自称的非暴力的天堂中的地方诸侯间的暴力冲突，也禁止了若干高级僧侣作为宗教的保护者用于处罚那些违反戒律的人的血腥刑罚。西藏版的(伊斯兰)沙里亚法规因共产党而终结。 在冷战的背景下，1959年的叛乱由美国人准备、武装、提供给养和经费。这就是在共产党的可憎的“入侵”使之告终之前的达赖喇嘛制度的迷人传统。现在西藏儿童有81%受过教育，而这在那受到赞美的传统时代只有2%。这条泪谷中的奴隶的期望寿命当年只有35.5岁。到了现代中国的地狱中，这个数据变成了67岁。怎么解释，对西藏人的灭绝能表现为，自1959年以来，其人口数量从100万增长到250万。看到这一切，相对于那些不想给自己，也不想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个这么可悲的制度却正在推销这一可笑的口头禅的人，应当对汉人有更多的审慎和尊重。而这个可悲的制度就正是西藏佛教僧王的制度。 在现时，我对“西藏流亡政府”没有任何好感，在那里，神王陛下对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最终的决定者。在那个哪怕是流亡中的政府里，可以找到异乎寻常地多的他的家庭成员，还不要谈在这些裙带在流亡者的金融和商务中的关键位子上的存在。我尊重神王，尊重神王及其信徒的信仰自由。但我赞同我自己完全反对他们神权政体思想。我同样反对把儿童收入寺院。我反对农奴制的存在。在一切场合，我都是世俗的。因此我完全地反对宗教的政治权威，反对甚至在画册《丁丁在西藏》中描述的那种可爱的神权，其实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我不同意“僧王”反对流产和同性恋的立场。他关于这两个议题的声明哪怕非暴力又被那相当诱人的微笑所包装，在我看来和他的神权政治方案一样过时。我从未支持阿亚图拉霍梅尼，我也反对伊朗的国王。我一样不支持或鼓励达赖喇嘛，也不会支持那个与我无关的宗教，我也不支持他的政治奢望以及那些我谴责的分离主义的企图。我要问：为什么为了实践和领导他的宗教，达赖喇嘛需要一个国家？为了建立这个国家，他需要割取四分之一的中国领土！他现有的道德和宗教权威没有一个王国就不成吗？ 战争的煽动者 谈到国际法和地缘政治，西藏这份档案就像它的支持者所展示的，是一架可与巴尔干比美的暴力、战争和不稳定的发动机。应当保卫什么样的西藏？包括了云南四川部分地区的“大西藏”？在那些老领主的土地上和拉萨同时组织骚乱？当然，所有现在闹事的人都不想知道与此有关的事实情况。对上百万的生命和多少个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无动于衷，更表明在亲西藏的狂热底下的新殖民父权主义和种族主义。 我在报上看到一些法国运动员表示将穿一件运动衫，上面印有一句差不多可以到处通行的口号，它却被视作一个政治抗议。我知道得很清楚，写上一句“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哪里都不需要费什么劲。但是如果这个行为的亲达赖喇嘛的动机被揭示，中国人肯定会觉得这对他们带有侮辱性。而且这也许已经有些超出了国际体育运动规定的范围。我们记得在欧洲游泳锦标赛上，欧洲泳协曾开除过塞尔维亚的泳手MiloradCavic，因为在他领奖时，身上穿了一件写有“科索沃属于塞尔维亚”的汗衫。这是否构成一类判例？法国的冠军们的服装带着有政治意味的口号是否会被奥运会禁止？你们会说：当然不会！既然其区别仅仅是西藏属于中国而科索沃只是曾经属于塞尔维亚。但是既然这两件事没有可比性，除了击溃敌手和媒体炒作外的意图，这事非常可能以侵犯者的丢脸而告终。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是中国的一个朋友。我知道我的国家的利益和她的价值不在有人想把它们拉向的那一边。 补注：这篇文章是句对句词对词的直译，没有删节。只对个别熟语有意译。只有(…)中之词系我所加，为的是帮助理解。其中有几句话十分复杂难译。不达之处，还请见谅。 ——译者又及 附：“记者无疆界组织”不为人知的一面 梅朗雄在法国媒体和他本人的博客中特别提到记者无疆界组织(RSF)及其负责人梅纳的可疑作用。 作家兼记者马克西姆·维瓦斯(VivasMaxime)在欧洲和美洲大陆对记者无疆界组织(RSF)2002年到2007年11月的运作进行了深入调研，以调查实录为依据，撰写了一本书。 2006年4月6日，维瓦斯提到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资金来源。记者无疆界组织立即就在《地铁报》(Metro)里威胁他说：“记者无疆界组织保留法律追究马克西姆·维瓦斯的权力。” 维瓦斯不顾这种威胁，继续收集有关这个奇怪的非政府组织(ONG)的资料，将揭露其真实面目的证据汇集整理成书。全书长达272页，分36个章节，6个附录，供大家自由辩论之用。 维瓦斯指出，当人们看见田里有一个白色的大家伙，身上有一些黑斑块，头上长着两只角，吃着草，产出奶，发出哞哞声，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这是一头奶牛。 再看下去，如果一个美国牛仔在附近地区转悠，抚摸奶牛的脊背，尽说恭维它的话，人们很想把这头动物列入牛只类，特别是当人们突然发现这只动物在美国大农场的喂草架上吃干草的话。 记者无疆界组织是否是个用筛选的新闻误导媒体的假非政府组织？ 这里介绍两位在这些出手慷慨、制造谣言的组织里担任要职的人物。一个是为中央情报局领导服务的活动分子奥托·赖克(OttoReich)，另一个是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Negroponte)。此翁曾任美国驻被占领的伊拉克的大使，直至2007年初，是美国整个情报机构的老板。 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另一个资助机构是，国际媒体巨头、亿万富翁索洛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基金会”(OpenSocietyInstitute)。索洛斯是布什的私交。他到处活动，尽力设立一个亲美政府。 书中详细介绍了记者无疆界组织各种可疑的交往，可耻的集资手段，因地而异因对象而异的抨击指责，毫无理由的宽容，种种弄虚作假的企图，在数字上大做手脚，因时而异的披露真相，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这一切都是明里打着某些幌子，实际为着某个事业服务。 让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组织反对起美利坚帝国意欲制服的那些穷国时是何等积极，对富国新闻媒体负债筹资的后果又是如何保持沉默的。 让我们再指出，该组织对美国兵一次次“过失”表现的那般宽容，对深受其害的记者在数字统计上的那般“遗忘”。最后还有一个证据：科林·鲍威尔在一份厚厚的报告里对记者无疆界组织(而且只对该组织)表示赏识。报告详细介绍了在美国的保护伞下，记者无疆界组织对一个重点攻击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活动经费是如何筹划预算的。 17 abril 警惕：借“藏独”的尸，还“文革”的魂警惕：借“藏独”的尸，还“文革”的魂
2008年4月17日9:18:1(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黄康来稿／发生在雪域高原的骚乱已经趋於平定，拉萨以及其他参与动乱的地区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可是这场人道主义灾难在人们心中的阴影还没有散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现在忙的不亦乐乎，唇枪舌剑的交锋几乎天天上演。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奥运圣火在全球的传递一次次的被抗议者包围、冲击。这不，在巴黎，圣火由於示威者的抗议而被迫熄灭；更有甚者，中国派出的圣火保卫小队被有些西方人士称之为暴徒。中国人民的心中也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刺激。
事实证明，奥运不可能完全与政治脱离关系，就围绕这次北京奥运圣火的传递，政治问题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中国当局利用这次奥运会不断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他们有执政能力。而西方国家的有些反华仇共者，以及那些受中国政府迫害的人，也纷纷用与体育毫无瓜葛的名词诸如"人权"、"民主"之类的字眼指责中共当局一党专制、独裁统治、践踏人权、破坏民主。最终，他们将目标暂时定为代表北京奥运会的那根火炬。这些人对火炬的抗议是他们表达对中国政府不满的一种表现，而他们的表达方式在宣?自身心中愤怒情绪的同时又深深的羞辱了整个中华民族。本届奥运会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一个良好视窗，是中华民族民族自尊心的一种体现，可是，这些良好的愿望却在西方国家遭到如此严重的污蔑，中国人民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於是，网路上对ＣＮＮ、ＢＢＣ、ＶＯＡ等媒体反击空前激烈，什麽做人不能太ＣＮＮ这类话语一时非常流行。对此，我也认为很正常，而且我也支持广大线民正义的诉求。但我只认为就事论事即可，没有必要去互相揭露对方的疮疤。在这点上，我还是认为西方媒体以及那些西方的抗议者们比中国的大多数人要成熟。从中国官方以及海外的媒体上，我没有看见有哪家西方媒体从什麽历史的根源上数落中国的文明以及现行的劣根。对比中国网路上流传的那些什麽"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西方所标榜的民主与人权批着虚伪的外衣"等话语，西方没有说什麽"中国称霸世界之心还在"、"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人口素质的落后"等等。从这个方面看，人家的确要比我们进步不少。
可是，令人难过的是，这种差距在中国人的心中很难得到正视，虽然有识之士也一再呼吁中国普通线民保持理性和克制，可是，这样的呼吁立刻被他们视为敌对。不久前，《南方都市》的一位名叫长平的编辑写了一篇文章《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我对作者的一些观点大抵上还是赞赏的，因为事实告诉人们，在中国，媒体还严密的受到官方的控制，其自由化程度远没有西方的程度高。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所受到的限制要比西方媒体厉害的多。长平说："对於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对此，我非常赞同。不但如此，我也认为作者说这句话时是非常理性和负责的。然而，让人难过的是，作者如此客观的言论，还是遭到了来自红卫兵小将们的不满。
伏尔泰说过："我虽然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无意让红卫兵们闭嘴，但我认为很有必要提醒他们一下，你们所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证据，从其他层面反映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并且，你们的言论还严重关乎自身的形象与国家的形象。同时，我还要正告你们中的一些人，你们妄图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来间接地阐述你们抵制自由与民主的潮流，并且肆意地去剥夺他人的基本人权，你们的险恶用心比藏独分子可怕一万倍。由於你们的出现而使中国蒙羞，才是中国真正的耻辱。中国真正的有识之士应该对你们保持高度的戒备，警惕你们妄图借藏独的尸还文革的魂。
历史和事实告诉我们，分裂势力在中国根本无法抬头，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无法动摇当前中华民族的最高信仰。因此，没有必要去担心藏独分子能够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用於西藏的建设。现在，即便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恐怕藏民也只能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象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一样成为一种历史与文化的象徵。达赖喇嘛根本没有机会去参与实质的政治活动。在我看来，达赖喇嘛的问题无在乎轻重。
藏独分子的暴乱没有触及中国的根本问题。首先，藏独活动没有使中国停止发展，更不用谈让中国出现全面倒退。相反，他们的出现只能增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就不同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首先会掀起民族主义的极端化，进而造成社会的动乱与恐慌，接着造成社会发展的全面停滞，说不定还要倒退。他们所造成的危害程度，是藏独分子永远也达不到的。思想的禁锢必然导致社会创造力的消失，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也就岌岌可危了。
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有其历史的原因，同时也有中国当局在教育工作中的失职。不过我认为前者占有更大比重。政府的教育工作毕竟也要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制订的。翻开中国的近代史，印入眼?的是那些饱受欺?、丧师割地的种种屈辱。西方在带给中国人文明的同时也拿走了中国不少的东西，更何况西方的文明未必是大多数中国人能够一下子接受的。更有甚者，广大中国人认为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体是对他们祖祖辈辈恪守的礼教的一种根本挑?。直到现在，礼教的残馀还深深印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中。大多数中国人还一直恪守着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等落后思想。正是这些严重阻碍着中国的民主化、法制化。后来，中国共产党出现了，而且他们向中国的传统进行猛烈的冲击。最后，除了共产党自身和中国封建的经济、社会基础──农民以外，把一切该铲除的都铲除了。如果中国实现民主政治，那麽共产党必须要走下神坛，可中共是绝对不愿意的，这就是他们局限性所在，这种局限性是先天性的，是中华民族赋予的。为了保证共产党自身的执政地位不受动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开展革命运动来清算封建土壤中不断冒出的馀毒。当这种激进的方式将他们自身和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带入濒临崩溃的绝境后，共产党选择了向传统妥协，然后以飞一般的速度回归中国的传统，试图以另一种缓和的方式在不危害自身统治的情况下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为此，共产党不得不抛弃以前的行为方式。红卫兵便是这种方式的执行者。他们从此被抛弃。
可红卫兵又完全丢不得，他们就像是一条恶狗，必要时放出来吓唬吓唬人，真要是整天牵在手上，主人也未必完全放心。他们是文明的大敌。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每个人都染上他们的狂犬病毒。这包括他们的主人在内。他们对权势与财富的渴望是人们无法想像的。文革大量的惨剧告诉我们，那些人为了得到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为了满足自身心中一点点欲望，他们就能让人家破人亡，还有什麽比这种东西更让人可怖的呢？从这次他们对长平无限制上纲上线到最后妄图剥夺他人的基本人权可以看出，他们是多麽地可怕。同时，我也坚定认为在反击西方反华势力的作用上，他们是完全靠不住的。这次，许多海外留学生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向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以及其他组织个人来表达心中的不满与愤怒，伸张自身的政治观点，这种方式才是值得赞许的。观念的差异不要紧，我们应该要包容。
我希望中国当局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态。我不主张政府过多地去干预社会民众的思想言论，其中包括那些红卫兵们的，但绝对不应该让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代替政府的态度。在这里我也奉劝中国的这些红卫兵们能够自尊、自爱、自重。 “袈裟革命”团结华人：“挺华叫阵”当心变味/亚洲时报“袈裟革命”团结华人：“挺华叫阵”当心变味 倍可亲(backchina.com)
亚洲时报方德豪／连日以来，西藏暴乱跟北京奥运问题不断相互发酵。这连串事件并没有如一些评论所预言，演成另一场“袈裟革命”；反而，在中国以至全球华
人社区纷纷发起支持中国政府立场的行动，不少海外华人皆站出来为中国辩护。可是，在这个看似正面的现象背后，却隐藏着另一个极可能妨碍中国发展的陷阱。 14 abril 纪念胡耀邦逝世19周年 / 老虎庙纪念胡耀邦逝世19周年 / 老虎庙
去年4月14日,适逢胡 耀邦逝世18年纪念日前夕,我以一篇《从小民杨伟名到高官胡 耀邦看中国改革实验的先驱》博文发表在此，以示纪念。 六十六年前（1898戊戌年)，一场变法，从政治——提倡官民上书言事，改定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从经济——倡办各种实业，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发展，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从文化——普遍邾立学堂，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如此全面革新，为旷世未有。 六十六年后，现今可查的中国改革第一线曙光初现西部，也许是因了地方之穷，穷则思变。一场被林牧称之为“百日维新”的地方超前改革运动在中国的西北省份陕西发动。它的主旨其一：解放思想；其二解放人；其三放宽政策；其四搞活经济；其五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颠倒过来。亦为共和国所未曾先例。 至1898年9月21日，到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胡耀邦则自1964年12月30日到任陕西，至1965年6月20日离开陕西，先后在陕200天，其中实际工作时间正好100天，百日尔！ 历史的巧合令人深思，林牧先生直接辅佐胡耀邦所进行的这一场超前改革正如林先生所言，是他心目中的“又一次‘百日维新’”。在世人则看，地火之奔突。 6月20日，胡 耀邦被迫弃陕而去，登机时，叶剑英元帅说了一句大有深意的话：“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至此，林牧先生见证了胡 耀邦在陕西超前改革的全部过程。 2008年4月15日，是胡 耀邦逝世19周年纪念日，在此特发布林家后人交我其父林牧先生于生前所述关于胡 耀邦在陕西力主改革之前前后后一文。下面未加删节，全文刊出。 我在胡 耀邦超前改革中的遭遇 我这一生，经历过十几次政治运动，有时整人，有时被整，后者多于前者、重于前者。而我所参与的自觉性最高、受到的打击最长最重的运动，莫过于参与胡 耀邦的超前改革及其以后十余年的灾难。 1964年冬季，胡 耀邦初到陕西主持工作的时候，我和他素昧平生。据耀邦从共青团中央带到陕西的秘书戴云后来告诉我，耀邦知道我并让我协助他做事，有一段戏剧性的故事。 耀邦到西安以前，中共中央西北局曾经发布一个《党政干部十条规定》。这个规定中有一条是：清理干部家属中的地、富、反、坏分子，要求这些人离开机关宿舍回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其实，干部家属中的地主、富农，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就已经改变了阶级成份，而且丧失劳动能力，农村不愿意接受，他们才被子女请求组织批准后接来瞻养。可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来，过去已经改变阶级成份的人，并未经过重新戴上帽子的程序，忽然恢复了五类分子的成份，要被加以清理了。我的年过七十的老母也是清理对象，被我送出机关和我的弟弟同住。除我之外，省委书记和中层干部中还有一批同我的情况相似的干部。 耀邦是1964年11月30日到陕西省委的。第二天，省委办公厅送给他的第一份文件就是省委机关清理干部家属中五类份子的报告。耀邦有些纳闷。他对戴云说：我初到陕西，需要了解全省的重大情况。为什么别的文件不给我送，偏偏要送这样一个鸡毛蒜皮的文件？后来，耀邦同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谈话时提出这个问题。赵守一把那份文件要来一看，就指着文件中提到我的那一段话说：“问题可能出在这个人身上。”耀邦问为什么？赵守一说：此人有南方人的才气，又有北方人的胆识，加上记忆力特别好，被称为“活字典、活档案”。大概有人怕你用他，先给你送来这份材料，要你知道他的家庭出身不好。耀邦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招人忌妒的人大概有些本事，我倒要试一试看，后来耀邦又在无意之中问到马列一些观点的出处和原文，我一般都能够回答。从此，我就在耀邦身边工作，参与了他所发动的超前改革。凡是见于《胡 耀邦的超前改革》正文中的事情，本文不再重复了。 胡耀邦的超前改革 1、严峻的年代 2、受任于危难之际 3、解放思想、解放人 4、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5、说了就干、雷厉风行 6、在四面围剿中 7、忍无可忍的反驳 8、莫完莫了的缺席裁判 9、“文革”中的“西北三家村” 10、“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严峻的年代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我国大陆大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1963年5月和9月，中共中央先后制订了“前十条” 和“后十条”，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在全国范围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好准备。1964年9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同前后两个十条相比，修正草案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严重了，并提出“民主革命补课”和派工作队领导运动的问题。10 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当时的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给刘少奇的信。批语中指出：“应及时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还要求对所谓烂掉了的地区和单位的领导机构进行夺权斗争。 在城市，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五反”运动，也发展成为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城市社教运动。 从1963年11月到1964年6月，毛 泽东主席先后对文化部和各文化艺术团体进行了多次尖锐的批评，最后一次，批评他们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部和各文艺团体进行了两次整风，并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家、学者进行错误的点名批判。 1964年2月，毛 泽东主席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 “三和一少”是王稼祥提出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和，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要和，对发展中国家要和，以及少强调斗争。“三自一包”是邓子恢提出并得到刘少奇等领导人赞同的“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 从1963年9月到1964年11月，中共中央又通过党报、党刊发表了“批判国际修正主义”的“一评”至“九 评”。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在1964年冬季就初步形成了。 当时的陕西省，除了全国性的“左祸”样样俱全以外，还多了两顶大帽子，即：“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彭，指彭德怀。他曾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高，指高岗；习、指习仲勋。高、习是陕西人，又曾长期在陕、甘、宁地区闹革命和担任领导职务。以上这三个人被打成“反党分子”以后，陕西省就被看作他们的“反党老巢”；在他们领导与影响下进行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被看作“很不彻底”了。在1978年冬季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王任重认为：在社教运动期间，陕西省“左”的程度和恶果超过全国任何其他省份。举一些例子来说，1964年，陕西全省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共11500人，平均每天抓30余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干部和教师1450余人，是1963年的3.3倍。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党员3200余人，是1949年以后最多的一年。以上这些处分，大部分集中在当年的第四季度。社教试点县——长安县区级干部受处分的占45％，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76.2%。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共清查出应退赔现金813万元，平均每个农村基层干部应退赔183元，比陕西省当年人均国民收入122元多61元。三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 364人。非社教试点的一般地区也发生浮动乱斗现象。中共西安市委有一个报告说，全市共查处投机倒把分子9500余人。陕南的凤县社社都反了普通农民，有些生产队户户要退赔，卖柴、卖菜、卖鸡蛋以至当保姆的收入都被看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对贫下中农代表，要查三代和五夫，即：舅父、姑夫、姨夫、姐夫、妹夫。长安社教中还创造了“围攻根子”的作法，即：把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放到群众中去进行揭发和批斗，揭发不出问题，又经得起批斗的考验，才能成为可以依靠的 “根子”。 对所谓“有问题”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学生侵犯人身自由的现象也很严重。省上用“隔离审查”的名义把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投入变相监狱。地区和县用“集训班”的形式，对一批干部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审查。在基层，限制干部、教师、工人、农民、学生的人身自由，就更不在话下了。省文化局所属单位和陇县等地，都发生社教中乱打人的现象。一些高等学校在学习“一评”至“九评”中，联系实际批判学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西安市有九名大学生因此自杀。有些中、小学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搜索和批判所谓“小地主”、 “小富农”、“小资本家”，一些中、小学生被逼得自杀或逃亡。 中共陕西省委还设置了以文教书记挂帅的“思想战线指挥部”，下设“清理反党党史小组”、“文艺批判小组”和以“批修”为内容的理论学习班。“清理反党党史”是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清查《刘志丹》小说发展而来。起先还只清查为《刘志丹》小说提供过素材的人和单位；继而清查一切有关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甘红军创建者们的故事、诗歌、戏剧、回忆录；最后清查到除了毛泽东以外反映一切中共领导人和烈士事迹的文字材料，似乎除了毛泽东以外一切地方性的革命活动都有罪，都不许写，不许宣传。“文艺批判组”，除了批判中央提出的“毒草”作品和学术文艺观点以外，还要批判本地的“毒草” 作品和作者，例如：长诗《刘志丹》、电影《桃花扇》、戏剧《游西湖》、《赵氏孤儿》、《卧虎镇》、《破宁国》、《蟠桃园》以及“反党画”、“反党歌曲”等等。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马健翎在批判中自杀身亡。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柯仲平在受到清查时含恨猝死。关中画派最杰出的画家石鲁精神失常。“理论学习班”集中训练高等学校和党干校的政治课教师，大部分教学骨干都受到所谓反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党政机关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党政干部的十条规定，要求党政干部清查阶级成份和阶级立场；要求清理住在机关的干部亲属中的地、富、反、坏分子，把他们遣送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尽管这些人早在1956年就已经改变了成份，而且大多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农村不愿意接受。接着，又对党政干部按当时的“左”倾政治标准进行摸底排队。陕西省委的“左派”领导人在1964年冬季进行过两次排队。第一次排队结果是：省级各部、委、厅、局和各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烂了和有严重问题的占46%。第二次排队时，这个比例上升到60%以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省的生产建设在全国范围居于中间偏上的序列。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陕西省的领导人较为稳健，虚夸风和“共产风”相对来说要小一点。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不像有些省数以十万、百万计，而是数以千计。最困难的1961年，还给甘肃省调拨少量粮食。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左”倾指导思想比其他地区危害更烈，陕西省医治“大跃进”创伤的经济恢复工作进展缓慢。1964年，全省2099万人口的社会总产值只有51.3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3.88亿元，农业总产值18.35亿元。粮食总产量57亿元，棉花总产量6.64万吨，国民收入总额25.51亿元，人均国民收入122元。农村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耀邦亲自调查过距离西安市只有几十公里的兰田县一个生产大队，400户社员只养了25头猪。 总之，三秦大地万马齐喑，人人自危，民生凋敝、百业萧条。这就是胡 耀邦同志初到陕西时面临的一幅紧张凄惨的图景。 受任于危难之际 胡 耀邦的前任——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长期患病，到1964年冬季濒临病危。中共中央于1964年11月16日任命胡 耀邦代理张德生的工作。 耀邦在陕西省进行的超前改革，是从他的长期经验和感受发展而来。早在1950年，耀邦以18兵团副政委的身份转到地方，担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和川北行政公署主任，积累了从事地方工作的经验。在共青团中央的十年中，耀邦就关心全局工作，重视调查研究，当时他已经走过全国的600多个县、市。有一次，从莫斯科回国，他不从天上飞，也不在铁轨上跑，而是坐着汽车穿越苏联的中亚地区和中国的西北、华北回到北京。1962年6月，耀邦报名到基层蹲点，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他对生产和社教运动的感性经验，是在湖南、湖北、陕西等地逐步形成的。他个人的主观条件是：坦荡率直，求真务实；善良、正直，刚毅果断，敢作敢为；富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加上他勤学好问，善于思考，知识渊博，思如涌泉。耀邦这样一个人，来到一个“左”祸最烈的地区，可以说是最渴望解放的人民适逢其会地遇到一位最了解人民疾苦和敢于解放人民的领导人。一场超前的民主改革，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了。 耀邦是1964年11月30日晚上到西安上任的。那一天，西安的天气也同政治气候一样，是乌云压城城欲摧，同时正遇到省委常委星期五的例会。本来，从 1964年8月以后，西北局就指定一位“左”得出奇的书记处候补书记W君以帮助工作为名坐镇陕西省委。每次省委常委会议，由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主持，由W 拍板作结论。当时陕西省一些干部估计W君可能要作陕西省委的第一书记，大多提心吊胆，不料，中共中央却把胡耀邦派来了。邓小平同耀邦谈工作时，只是要求他“团结陕西干部搞好工作”，未作其他交待。 那一天，省委常委散会后，西北局W君到省委小灶食堂吃饭。饭后，W对省委副秘书长白君说：“咱们到咸阳去，今天晚上不回来了。”我有些纳闷：今晚耀邦要来，他对陕西人地两生，W君主持陕西省委的工作，理应去车站迎接；就是不去接，也该留在省委，同耀邦商量交接工作的问题以至安排他的生活。为什么迟不出去早不出去，偏偏要在耀邦到职的这一天跑到咸阳去？是不是要给耀邦一个下马威，表示我不欢迎你***呢？我所接触过的极左分子大多狭隘、自私、诡计多端，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和算计那些善良、正直的同志，所以我习惯于观察和描述他们“诚于中、形于外”的细节。胸无城府的胡 耀邦是没有我这样的习惯的。 12月1日，耀邦去西北局报到。第一书记L对他说：“你搬到西北局来，不要住在省委。我们是革命派，他们是××××派。”（四个×见之于耀邦的原始记录，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耀邦说： “我的主要工作在省委，还是住在省委便于工作。”L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要他找W谈。W向耀邦介绍陕西的阶级斗争如何严重，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如何深广，干部队伍如何不纯，并且指名说：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常务副省长刘邦显是陕西右倾势力的代表人物。 耀邦初到陕西，弄不清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他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讨论“陕西省的农业生产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是1964年12月3日。那一天，耀邦第一次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议。他身上披件旧军大衣，手上捏着点燃的纸烟，身边跟几位大干部、小干部，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向省委会议室。常委会议开始，耀邦没有讲多少客套话就进入正题。他不像其他老谋深算的领导干部那样，初到一个地方只听不说，令人莫测高深；而是同大家一起，侃侃而谈。 在这次常委会议以后，耀邦还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调查会，最后讲了他的看法。他说：陕西省在“大跃进”中的“虚夸风”、“共产风”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严重，生产受到的破坏比较小，但是，农田基本建设也上得不快；在三年调整时期，工业下马过头，特别是基础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下马过头；以致经济恢复的物质基础，不如先进省份。 至于主观上的原因，耀邦指出：“领导生产因循保守，小手小脚。”指出：“陕西有一股保守势力，压制一切新鲜事物。”指出：“公购粮负担过重，陕西人老实，不会向中央叫喊。”谈到社教运动，耀邦未作全面估价，先提出几个具体问题，就是：“捕人多了一些；‘双开’（既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多了一些；面上夺权斗争打击面宽了一些。” 在这次讨论中，由耀邦提议，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作出以下几项决定： 1、捕人暂停； 2、“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3．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 4、省、地、县三级抽调干部到农村基层，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5．将1965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为14亿斤（ 对这个问题，耀邦亲自给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写报告。报告说：先退下来，让农民休养生息，缓过气来，今后会给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6、向国务院申请，在陕西建设第一批年产7.5万吨的五个小化肥厂； 7、向国务院主管部门申请，1965年给陕西省增拨化肥3万吨。 前四条，省上立即执行；后三条，很快就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广大干部和农民奔走相告，齐声叫好，他们把解放干部、减少购粮、增加化肥和派出二万多名干部下乡称之为“四喜临门”。可是，这几条措施，上级一些领导人不以为然，他们尤其反对捕人、“双开”和面上夺权斗争暂停，把它们概括为“三个暂停”，后来又加上文艺批判、学术批判暂停和打击投机倒把暂停（这一条其实是复查不是暂停），变成“六个暂停”，作为耀邦“大刮翻案风”的罪名之一。有些人甚至把减少购粮和增加化肥也当作“物质刺激”来批判，真是逻辑混乱，匪夷所思！ 耀邦在陕西做工作十天左右，就到北京去参加全国人代会和制订《二十三条》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去了。 提示：全文约25000字，“一五一零部落”单篇有限，更多可去看http://24hour.blogbus.com/logs/19071372.html 西藏，“大博弈”与CIA作者：Richard M Bennett 据一五一十部落2008-04-14 来源：《亚洲时报》2008年3月26日 考虑到西藏骚乱的历史背景，有理由相信最近的示威大大出乎北京的意料，原因很简单，这些示威都是在西藏境外策划的，而且组织者远在北京鞭长莫及的尼泊尔和印度北方。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则被指为骚乱的资助者和总指挥。由于达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了五十多年，因此CIA也脱不了干系。 CIA和自由西藏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出资资助自由亚洲电台。这个电台消息灵通得令人生疑。由于这些关系，任何叛乱的策划和实施都不可能躲过位于Langley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国家秘密行动处（National Clandestine Service），也就是原先的行动署。这些叛乱甚至是事先经过该处同意的。 受人尊敬的专栏作家，前印度高级情报官员B. Raman于3月21日说：“从现有的证据看，我们有理由认为”3月14日发生在拉萨的暴乱“是经过预先策划和周密协调的。”从历史经验看，这种暗示很可能有事实根据，说明席卷西藏的死亡和破坏，最大的受益者是华盛顿。 从1956年开始，CIA在西藏开展了大规模的反中共秘密行动，导致了1959年灾难性的血腥叛乱。成千上万的藏人在那次叛乱中丧生，达赖喇嘛被迫带着10万上下的追随者，翻越喜马拉雅山通往印度和尼泊尔的险恶关隘，仓皇出逃。 CIA在美国科罗拉多州Leadville附近的Camp Hale为达赖喇嘛建立了秘密军事培训基地，训练抵抗战士。CIA为藏族游击队提供游击战训练和装备，帮助他们从事反对中共的破坏行动。 美国训练的游击队常常侵入西藏，有时由CIA出钱雇佣的雇佣军带领，并有CIA的飞机提供援助。第一届培训项目于1961年12月结束，但是科罗拉多的训练营最早也到1966年才关闭。由Roger E. McCarthy创建的CIA西藏特遣部队和藏人游击武装继续执行代号为ST CIRCUS的行动，对中国驻军进行骚扰。这一行动持续了15年，直到1974年官方正式批准的行动才停止。McCarthy在1959年到1961年间还担任西藏特遣部队行动指挥官，后来在越南和老挝开展类似的活动。 1960年代中期，CIA改变了策略，不再向西藏空投游击队战士和情报人员，而是建立了“四水六岭护法协会”（the Chusi Gangdruk），这是一支由2000名康巴战士组成的游击武装，驻扎在尼泊尔的木斯唐（Mustang）等地。1974年尼泊尔政府在北京的强大压力下关闭了这一基地。 1962年印度支那战争后，CIA与印度情报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为西藏训练和输送间谍。Kenneth Conboy和James Morrison在《CIA在西藏的秘密战争》一书中披露，CIA和印度合作训练藏族间谍和特种部队，向他们提供装备，而且成立了联合空军和情报部队，如飞行研究中心和特别中心。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其中一部分计划延续至今，尤其是由藏族难民组成的特种部队，后来成为印度特别边境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美印关系恶化，美中关系改善，CIA才停止了与印度合作的大部分行动。 虽然华盛顿称1968年就停止了对藏民游击队的援助，但是人们都认为实际上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在北京会见中共领导人，美国才真正停止对抵抗力量的官方支援。 前CIA官员Victor Marchetti披露说，华盛顿终于停止行动以后，很多一线情报人员非常气愤，很多人甚至“通过念诵藏文祷文寻求慰籍，这是他们和达赖喇嘛在一起的时候学会的”。 John Kenneth Knaus在1958年到1965年担任CIA西藏特遣部队长官，他说：“这可不是CIA的黑袋行动（black-bag operation，秘密行动）。行动是由整个美国政府提出的。”他写了一本书《冷战孤儿》。他在书中说，美国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西藏脱离中国。他写道：西藏一旦脱离中国，“我们的动机会显得更高大。我们四十多年前就试图帮助他们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一些人因参加这些行动而产生的罪恶感也会消除。这些是我们的冒险行动，结果却让别人丢了性命。” 虽然没有从官方得到证明，但是大家都在传说CIA和1987年的另一次失败的暴动多少有些牵连。这次暴乱旷日持久，中国的镇压直到1993年5月才结束。 CIA会认为现在是个好时机，可以再来一次大行动，动摇中国对西藏的统治，Langley无疑会寻求各种可能性。 中国现在面临着各种严重问题，在新疆有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问题，有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团体，尤其是法轮功，当然人们对8月份夏季奥运会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关注。 华盛顿视中国为主要威胁，不仅在经济上是，在军事上也是，不仅在亚洲，也在非洲和拉美。CIA也认为中国在“反恐战争”中“袖手旁观”，既不合作，也不积极阻止中国西部穆斯林地区的人员和武器流入阿富汗和中亚各国，支持那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华盛顿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让北京政府失去平衡，因为西藏被视为中国的软肋。 CIA当然不会在整个暴乱中留下指纹。他们会在尼泊尔和印度北方边境地区的西藏流亡者中寻找中间人和代理人。CIA会从印度和尼泊尔的安全组织得到很多支持，因此不难为抵抗运动提供建议、资金，以及更为重要的宣传。 但是，直到骚乱真正开始演变为藏人针对汉人和回族穆斯林的大规模叛乱，CIA才向他们输送武器。过去30年里，前东欧集团国家的小型武器和炸药被大量偷运进藏，但是这些武器炸药隐藏得很好，直到机会真正出现的时候才会现身。 武器是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有些是美国或以色列军队缴获的。但是所有的武器都转过几道手，保证不会追溯到CIA。这种武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和中国军队使用的武器通用，而且使用相同的弹药，因此一旦起了冲突，再补给是不会成问题的。 尽管官方对西藏抵抗力量的支持30年前就停止了，但是CIA一直保持着它的联络线，而且一直在为自由西藏运动提供资金。它这回是不是又在西藏玩了一次“大博弈”？它在这一地区一直保持了大量的情报工作和准军事力量，当然是有这个能力的。CIA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好几个中亚国家都有重要基地。而且它无疑想要削弱中国。因此，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如果CIA对西藏不再感兴趣，那才叫怪呢。它拿了钱本来就是要干这个的嘛。2001年9月11日以后，美国对情报的态度、要求和能力发生了大转变。原来的行动计划又翻出来了，进行更新。原来的资源重新启用了。他们很可能重新评估了西藏和中国在西藏的弱点。华盛顿和CIA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天赐良机，是对付北京的一张王牌，而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实在是个一举两得的机会。 中国政府会因为不断的镇压和侵犯人权而遭到全世界的诟病，要死去的将是年轻的西藏人，而不是穿制服的美国青年。 然而，针对北京的任何公开暴乱，都会导致西藏和其他有大量藏民的邻近省份如甘肃、青海和四川到处弥漫着逮捕、折磨甚至枪毙的恐惧。而自由西藏运动仍不可能使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在长期有明显改善，也不可能消除中央政府对拉萨和他们家乡的控制。 西藏人民仍会处于处于夹缝中，一面是北京的压力，一面是华盛顿的操纵。 作者 Richard M. Bennett 是英国著名情报和军事分析专家，美国和外国情报研究所(AFI
Research)情报与安全顾问。以上是文章节译，阅读英文原文请到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JC26Ad02.html 西媒的新闻专业错误/ 停云西媒的新闻专业错误 / 停云一五一十部落2008-04-12 23:29 有关西方媒体这次报道是否失实的争论已久，但很少看到新闻行业的人从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讨论此事。作为一个有10多年新闻工作经验，尤其是有长期和外媒打交道经验的新闻记者，我愿意提供一些思考。个人偏见，不一定正确，聊供大家讨论吧。 先说把尼泊尔警察当作中国警察的配图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被讨论烂了。有些媒体辩解说：“旁边配的照片说明不是已经交待了吗？”但这个理由，在任何干过新闻图片编辑的人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 新闻图片的选用，尤其是时事新闻的配图，必须是事发当地的图片，这是一条基本的规则。在这个读图时代，有多少人愿意花功夫去读你照片旁边的小字？所 以，你可以指责中国封锁新闻，不让记者去采访，因此无法拿到第一手的图片，对此我完全同意并支持，但你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以把甲地的图片用来配乙地的 新闻，这违反新闻真实客观的基本操守。 有一种解释，是地理知识不够的西方人把加德满都当作了中国的某个地名，他们对尼泊尔人和中国人的相貌差异也分不清楚（很多西方人把中国人视为千人一面），所以导致张冠李戴。 但这种解释同样是站不住脚的，配过新闻图片的人都知道，这些图片通讯社的照片一般都配有详尽的图片说明，其中包括事发国家，编辑在选用时是一定会看 的。加德满都或许不会有很多老外知道，但尼泊尔是任何一个国际时事编辑一定会知道的。而有关中国的新闻，没有国际时事编辑参与也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一件事情，是有关新闻背景的交待。比如，4月11日的《泰晤士报》就有这么一句：“Demonstrators carried placards accusing China of cultural genocide in Tibet, and 154 shrouded effigies, which they said represented compatriots killed in a crackdown in Lhasa, the Tibetan capital. Chinese authorities claim that 22 people died in the riots that broke out a month ago.”（注一） 翻译过来就是：“游行者带着控诉中国在西藏执行文化大屠杀的布告牌，和154个裹着尸衣的假人，他们说这代表着西藏首府拉萨镇压中被杀的同胞。中国官方则声称在一个月前爆发的骚乱中死了22个人。” 看上去这很平衡吧？因为把两方面的话都说了，但你是不是总觉得有哪个地方不太对劲？是的，这样的背景交待很不职业。留给西方公众的印象是：双方只是 在死亡具体人数上有差异，但藏民因被镇压而死是双方都承认的。可事实呢？中国官方说的这22名遇难者，是被藏民的暴力骚乱杀害的。 我无意纠缠究竟有多少人死亡，因为我没有在拉萨实地，没有发言权。但在转述双方立场时“完整、准确地”描述，却是基本的新闻道德。你可以认为北京说得不对，但你没有权利把北京的话擅自修改裁减，舍弃掉“这22人是被藏人所杀的无辜者”这一重要的事实。 很遗憾，这一段背景交待几乎成为了西方传媒的标准，被一次又一次的拷贝剪贴。而在对西藏的大量西方传媒报道中，充斥着这样“半真半假”的信息。 第三，对新闻消息源的检验。西方新闻教科书上有一句话，叫做“你妈妈爱你？拿出证明来。”连母爱都需要用实例和数字来证明，更何况新闻事件中的两造。很遗憾，这一次西方媒体完全一面倒，缺乏基本的新闻来源检验。 达赖说什么，全部可信，而且全部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不用分析其背后动机。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在中东采访以巴冲突的经历：以色列人只要把自己的方案 包装成“和平方案”，“重大的让步”，西方媒体就几乎一边倒地接受，而不去分析和平的字眼背后是否真的是公平的条款，和这次真的是很像。谎言重复一千遍就 是真理，“和平”呢？ 在抨击中国的歇斯底里下，一些西方媒体缺乏采访经验的记者更是完全采用了站在反中国一方的立场上。比如今天我就在《每日镜报》上看到一篇奇文(注 二)，里面有一个人声称遭到迫害，“被关起来后两个小时头发就都白了”！还说看到伦敦火炬接力的保安，就立即想到了迫害她的中国特警，而且这种特警还叫做 “飞龙队”！我孤陋寡闻了，请大家告诉我，哪里的中国特警是叫“飞龙队”的。 简直Amazing！连这样不可靠的消息来源都信，都不加以任何事实平衡的检验，实在是有违媒体的水准。 有意思的是，如何判断一个新闻报道是否职业？我的这些看法，其实都是来自10多年前在学校里看的西方传媒教科书。记得还在复旦时，新闻学院阅览室就 有一本非常好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报道学教材》。可惜的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在这次西藏事件的报道中，叫我看来西方媒体全都该打不及格， 我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标准来检验中国媒体，中国媒体犯的错更多。但是，这是否就是西方媒体也可以这样下三烂的理由呢？遗憾的是，《时代》杂志和BBC的记者，没有看出其中的逻辑错误。 《时代》记者Simon Elegant4月7日写出一篇博客（注三），题目为《The Olympic Torch Hits London: Fair and Balanced Coverage by Chinese News Media?》，翻译过来是“奥运火炬来到伦敦，中国的新闻媒体就是公平和平衡的报道吗”？而BBC也刊出了一组火炬报道中国和西方媒体对比的报道。 但正如Saul Midmay在《时代》杂志博客中评论的：“你这篇文章是想要说明什么观点呢？……人民日报从来没有隐瞒过它是共产党喉舌，所以普通的中国读者都知道他的 新闻是宣传，那上面的所有报道大家都是将信将疑的。但《时代》杂志和其它西方媒体总是至少装作――如果不是实际声称的话――他们是客观报道的啊？难道你不 认为西方媒体应该被以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吗？”而BBC的良苦用心，也被网友讥笑为“BBC的突然脑死亡（注四）”。 注一：India fears a macabre turn to protests as China ‘foils terror plot’, The London Times, April 11, 2008,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sport/olympics/article3724316.ece 注二：Annie Yang reveals Olympic torch guards place her into labour camp, The Mirror, April 12, 2008, http://www.mirror.co.uk/news/topstories/2008/04/12/annie-yang-reveals-olympic-torch-guards-place-her-into-labour-camp-89520-20380214/ 注三：The Olympic Torch Hits London: Fair and Balanced Coverage by Chinese News Media?，Time’s the China Blog，April 7，2008，http://time-blog.com/china_blog/2008/04/biased_coverage_by_chinese_new.html 注四：BBC's sudden brain death， Sun Bin’s Blog，April 11，2008，http://sun-bin.blogspot.com/2008/04/bbcs-sudden-brain-death.html 13 abril 贺卫方：改变中国国际形象需开言禁贺卫方：改变中国国际形象需开言禁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和波恩汉学学会联合举办的奥运 年大型系列活动“相遇中国”于上周在柏林和波恩拉开帷幕。北大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在波恩老市政厅发表的有关中国民主化和宪政的演讲是该系列活动迄今的一个 亮点。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随后就西藏、新闻自由和民主化等问题采访了贺教授。
德国之声：贺教授，您刚才在演讲的一开始开玩笑地抱怨组织者几个月前在邀请您来德国时没有告诉您，在德国主要谈的将是西藏问题。那么我也从这个问题开始。您认为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激烈反应是由于此间媒体的片面报导吗？
贺卫方：西方的反应应该说是最近这几年来，中国 与整个西方之间的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表现。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首先是中国热，大家觉得中国是代表一种开放发展、走向民主化的希望。尽管中间有1989 年的事件，但西方还是抱着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但是最近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也很愿夸耀这一成就，我们也喜欢说我们是大国崛起，在其他第三世 界国家不断地展现我们的存在，这一切使得西方从对中国的赞许、热情的拥抱逐渐走向怀疑，也许积累到一定阶段，现在是一个爆发。西藏只是一个导火索。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成了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奥运圣火传递期间在伦敦、在巴黎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插曲。作为中国人，您看到这样的画面，您的感情是否受到伤害呢？
贺卫方：任何重大的活动受到某种程度的抗议在我 看来都是很正常的。西方国家有很多事情也是抗议不断。比如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到现在还引发抗议活动，其他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也经常出现。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 媒体过度解读，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涉及了西藏问题。我觉得中国有义务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我们需要面对几个问题，比如如何与达赖喇嘛进行更加友善的、更加 积极的沟通；第二如何对待真正的自治；第三如何真正保护藏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第四如何解决汉人和藏人之间的关系。西方人很关注藏人说的他们的文化被汉 化。但是如何换成一个西方国家，会不会允许一个州、一个省为了保全自己的文化，不允许其他族群去居住。我想很多国家都倡导一种更大的融合。我们要看到西藏 文化需要保护的一面，但我们也要看到要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人民应当彼此融合，而不是彼此隔绝。在目前这个时刻，我认为中国应当更加开放，我们本来承 诺了给外国记者更多的自由，在西藏事件发生后出现了不应有的限制，这会带来外界更大的怀疑。
德国之声：中国在2001年申办奥运会的时候也作出承诺，在奥运会期间保证记者自由报导。在西藏事件的背景下，您认为这样的承诺还有兑现的可能吗？
贺卫方：在其他的地区问题不大。我在北京也经常 接触其他国家的媒体朋友们。他们都觉得确实现在是很自由，去外地旅行以前都需要得到外办的批准，现在不需要了。唯一的一个例外现在看起来是西藏。我有点儿 担心的是西藏问题会不会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障碍，一个向后拉的力量。我这几天见到一些德国的议员，我都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西方政府和政治家现在有很 大的责任，如何与中国交往，不要为了迎合本国民众，一味说一些很激烈的话。这样会引发中国政府更加强烈的反弹，会激发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中国的 改革进程停滞，甚至倒退。
德国之声：您在演讲中谈到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是没有新闻自由，那么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下，实现新闻自由有可能吗？
贺卫方：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一直在变化。社会 主义成了一个麻袋，什么都能装进去，只要加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了，而是在演变中。比如我们不叫新闻 自由，我们叫舆论监督。过去是党报一统天下，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都市报，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报纸现在受商业逻辑的影响，如果不去做广告，生 存就很困难。所以为了让人来做广告，就必须把报纸办好。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媒体的发展。我自己觉得现在中国还谈不上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不断地放松， 这个趋势非常明显。是否迟早有一天，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宣布说，开放报禁，老百姓可以随便办报。只要你能办得起。我自己比较乐观，我觉得这一 天一定会来到。
德国之声：您曾经说人大缺乏合法性，您也建议共产党应当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并允许他们与共产党竞争。您发表了这样激进的言论，还能够到德国来演讲，是否也是中国言论自由的一个例证呢？
贺卫方：对，我觉得这点值得特别、特别的强调。 我个人的例子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现行政府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退回到50年代，当时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被判处徒刑，他们说的话远远没有我的言论激 烈。我很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没有任何对我的压制。我在北大可以自由地讲课，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你能够将什么，不能讲什么。有个别报纸现在还不大敢发表 我的文章，但还有很多报纸很愿意发表我的文章。我有一个博客，经常触及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以前还经常被删掉，但最近也不删了。我能感受到社会正在朝向好 的方面的变化。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 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 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 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 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 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 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 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 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而且还可以把他选下去。刚才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了台湾的民主。您说，让您感到很高兴的是，台湾的主要政治家都是学法律出身。中国的第5代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也是学法律的，您认为到他们当政的时候，中国实现民主的机遇是否会大一些呢？
贺卫方：李克强是真学法律的。他是北大1977 年入学的。习近平其实不是学法律的。咱们学科分配，学习马列主义的，最后拿学位都是法律系。习近平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马列主义教育的。从现在的趋势看，学文 科的越来越多地走上政治舞台。过去基本上是工程师，有人说满清王朝北大荒，领导人都是清华毕业的，叫满清王朝。北大就荒了。所以李克强进入高层是很少见 的。不过最重要的不是领导人的学历背景，而是整个的决策模式。如果最基本的人权、自由得不到尊重，学历变化也没有什么意义。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 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 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 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文章提交者：swing4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贺卫方 12 abril 许知远：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否已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五柳村编者的话：本文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与深思。体其意，是说许多人对西//藏仍缺乏了解，没有把他融入自己的思想中，考虑问题是不能设身处地，站在包含西//藏在内的立场上。故在转发时将标题稍有修改。--2008-04-06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否我们的一部分？
许知远
中国政府要反思对民族问题的原则和政策，避免有任何动荡，就成为西方社会恶意攻击的对象。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於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 西//藏的新闻伴随着我在意大利的旅行。自从三月十四日拉/萨的骚/乱发生以来，大昭寺的年轻喇嘛和他们的精神领袖D赖就占据着世界主要媒体的显着位置。人们之前对於奥巴马与希拉里的竞选热忱，转移到中国遥远的西部高原了。
在我经常阅读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我看到在雅典的火炬传递仪式上，一名黑衫青年正被警卫拖住，他试图干扰北京市领导人刘淇的演讲，这个年轻人通过这一行动来表明自己对西//藏喇嘛的支援；接着，法国浪漫却也轻浮的总统萨尔科奇，声称若北京不妥善处理西//藏问题，他将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然后，北京终於批准一群西方记者进入拉萨，这些记者在大昭寺发现，年轻僧人用普通话对他们叫嚷，这里没有宗教自由……
阅读这些报道，我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不相信中国媒体的报道，国家宣传机构所进行的舆论攻势是如此粗暴，它让我想起文革式的语言，它不讲究证据与逻辑，而只是表明态度与立场，而且不容反驳与质疑。但另一方面，我也厌恶美国与欧洲媒体的态度，他们谈论起西//藏问题时，那些他们引以为傲的公正、客观、独立、深入调查的新闻伦理似乎自然地消失了。他们变得抒情与滥情，西//藏代表着独特的宗教信仰，它的海拔高度与美丽的自然风景，都使它变成了人类最后的伊甸园，躲避了由消费与技术驱动的全球化的侵扰。这种印象因为达/赖/喇/嘛的超凡个人魅力而更加显着。自一九五九年流放以来，他日益变成了纳尔逊．曼德拉与罗马教皇的混合体。他既代表着对抗强权与不公的政治领袖??况且他的对手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也代表着某种精神力量。但与其说这种精神力量与佛教相关，不如说它吻合了一九七零年代末兴起的New
Age运动的要求，D赖教导人们在忙碌与压力重重的世界中如何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快乐。於是，西/藏与D赖，就像从前的古巴与切．格瓦拉一样，被纳入了一套消费体系，人们谈论革命或是宗教自由，不是真的关心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某种逃避此刻生活的手段。
我能想像这种情绪对於一个普通的欧洲人或美国人的影响。因为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对於中国历史一无所知，更无法想像其复杂性，但都会兴致勃勃地表明他们对西//藏的看法。这种滑稽的感觉，就像有个人一见面就和你说起全球变暖和环境问题，不是他说的问题不重要，而是他其实对此一无所知，谈论它不过是抓住一种时髦。这些普通人的想法，自然会影响到政治人物，后者需要前者的选票，所以也要在西//藏问题上迫不及待地表明立场，尽管这立场是投机的、随时可能改变的。
我从未到过西//藏，也很少阅读关於它的新闻与书籍，我怀疑这多少与它变得过分时髦有关。令我不安的是，西//藏正日益成为典型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的「东方学」范畴。西方的视角不必说，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也将其放在一个过分特殊的位置。长期以来，我们声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却从未把它当作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的教育机构、出版机构、媒体，很少对西藏进行深入考察与理解。西//藏人是神秘而陌生的。北京政府妖魔化它的精神领袖，然后用不计成本的物质去取悦和收买剩下的人，只要它保持稳定，政府愿意放弃各种原则。北京政府一方面不尊重，另一方面又过分骄纵。就像这场骚乱，北京一方面歇斯底里地批评暴行，但另一方面却不真正关心受害者。它的注意力主要在藏人，而不是受害的汉族人，法律的保护与制裁，被淹没在意识形态的潮水里。
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当中国十九世纪步履蹒跚地进入现代世界，艰苦的学习从天朝转变成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时，其困境可想而知。时至今日，她仍未学会如何对待旧的历史遗产和新的国家利益。当遭遇西方世界的攻击时，她迟缓而笨拙，不知如何自己辩护。当然更重要的是，她仍不习惯用现代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国民与内部问题。英国人与北爱尔兰，法国人与科西嘉岛，俄罗斯人与车臣，当代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如何，民族主义或许狭隘但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不同的解决方法则导致付出代价与所得结果的巨大差异。
北京的确到了一个需要严肃反思的时刻。我们要寻找应对自己民族问题的原则与解决方案，只有理解程度足够深，原则足够清晰，才可能逐渐逼近解决方案。否则，它经常变成了钟摆式的方案，任何动荡或是外来者的批评都让我们惊慌失措，然后自己能表现的只有不可理喻的僵化与强硬。 月泰青：我跟西方人谈西藏问题转自陈宁的博客发表时间: 2008-4-1 13:16:00 来源：月泰青的博客
本 贴转自“月泰青的博客”，她现在法国著名海滨城市拉罗谢尔当孔子学院院长，她跟我留言说本来很“懒”，实在问烦了被“逼”着写的，但我却认为是很难得的清 醒文字。这次西藏的打砸抢，事实清晰，国际上的沸沸扬扬，只因为这桩“家事”有个达赖在外多年，西藏问题本文并不深究（这么大的问题哪一下说得清），但目 前的舆论态势更成为一场国际公关战，月泰青的非官方说法至少让我意识到:学会如何在国际上表达自己，真的很重要！！！ 我跟西方人谈西藏问题 前天,我接受了法国《西南报》的采访,目的是介绍我这里的孔子学院。报社记者却对我的个人旅游经历与西藏问题倍感兴趣。我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不断地把话题拉回。
昨天一天，我家电话未断，都是各种人谈近期西藏骚乱问题的。法国电视上各台都在不断地放画面，不断地组织讨论会，而议题的倾向与情绪是什么，不用我在这里说了。给我打电话的有法国人有中国人，有老人有年轻人。最长的一个电话两个小时。
那个《西南报》的记者告诉我，他们本来就是想借机问我西藏问题的。
我讲了很多，但要求他们出报前给我看看，如果不行，就别写这一段。因为已经出过这样的事，前前任大使吴建民来过
拉罗谢尔，当时采访很顺利，可后来记者把自己的东西都加进这篇采访中，成了一篇骂中国的文章。法方市政府也难堪啊。这事还是法方人告诉我的，所以我得小
心。我本来不是政治人，可到底现在是国家汉办派出的，不得不留神。我两封电邮加一个电话地追问，最后报社决定不写西藏事了。
现在，我在这里就这次西藏问题写几句，不是谈西藏问题本身，而是想谈谈怎样与西方人沟通，让他们听得进去你想讲的东西，尽管他们可能无法同意你的观点！
你不该指望人家同意你的观点，也不能指望人家会认真听你讲你自己认为你了解的事实真相！那你就对自己或对别人希求过高了。你的目的应该是让人听到你的解释听到你的看法。是要让别人能从他自己固有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换个角看度看问题，听听你的意见，再自己去做分析和判断。只要他们能听得进去，能觉得有所收获。也许，他们会有一些想法和作法上的改变。那你就算没白费心思了。
我总是先从就事论事的角度说起。
关于这次骚乱事件，我先讲三点。
第一， 这次矛盾是怎么出现的？
如果你是中国政府，你是中国的首脑，你会不会在2008奥运这么重大的活动之前的几个月自己挑起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矛盾？
会吗？显然不会！这是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吧。中国政府不会那么傻吧？！那么好，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西藏问题，这么尖锐，这么激烈，这么暴力！你们都看到画面了。
在奥运之前，整个中国都在全力以赴，为办好这次的大型体育活动而准备着。如果出现某些问题，都会想方设法缓和弥补拖延，而不会去激化。现在激烈的矛盾突然出现，是谁而为，你们可以自己回答了吗？不论是谁，本次矛盾的挑起一定不是中国政府。
当老师的，喜欢提问题，这很重要。当我问，为什么突然出现动乱时，人家会跟着我走，对啊？为什么啊？他
们真的急于想知道我怎么回答。其实当你做了以上的简单提问后，不用答，你就知道他们自己心里的回答是什么了。真的不用跟他们多解释什么，你自己在国外在西
藏以外，跟他们一样不在现场。但你可以让他们从他们可以接受的逻辑说起，他们不会因此产生抵触情绪的。
第二，谁是明白人？
我接着问，你知道什么是甘南吗？你知道甘南在哪儿吗？
我现在到哪儿都带着中国地图，在电话里也是用口头描述的方式，跟人家讲中国地图。
我说甘南与拉萨之间的距离有多远知道吗？用你们知道的来比，那等于是南欧与北欧间的差距。同时出现骚
乱，同样有打烧抢烧杀。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西方，也与中国内部同时并进，在不同国家使馆跳墙啊,插旗啊，示威啊,在某些重要场合抢出镜啊，到处是雪山狮子
旗的踪影。你们想想，是谁而为，还用答吗？真觉得他们组织得挺成功的。
奥运之前，这是个机会，简单明了。用极端的方式吸引人的眼球，吸引媒体的关注。老生常谈吧。他们达到目
的了吗？达到了。因为你们被吸引了，并跟着一起呐喊一通批判。其实你们也并不了解多少真实情况，也不会想搞清多少真实情况，支持弱者向强者抗议是人们眼里
有正义感的人是英雄，对不对？谁不想当正义者当英雄啊？
特别是知识分子，特要面子要名声的知识分子，喊声最高，喊的最早的恐怕会最受尊敬的吧？老百姓也同样，三个法国人在一起就谈政治，多点正义形象多点国际政治评论观点特别显得有文化有水平吧？这么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是这么情绪化的指责能解决的吗？
当然，我也理解，不整出点特别的动静来，什么事也别想有进展。我不是政客，我要是，也这么干！
但明白人不是你们这些跟着喊的人，这点也是很清楚的。
第三，西文媒体本次是怎么表现的？
你们看不明白脸相,看不明白地域特点,看不明白服装，只见电视画面上有暴力，有打砸抢，有流血，有军人有枪支，有西藏喇嘛的服装，就会情绪化起来，甚至跟着无声的画面走，从扶弱抗强的角度出发，不用动脑子就可以想当然地“知道”是汉人在以强恃弱，是汉人在打藏人。
德国某媒体已经承认他们的解说词有误，别家呢？我常看《欧洲新闻》频道，它极为“聪明”，播放大量西藏
暴力镜头，不做任何解释，一遍遍的放，有时一小时就放好两遍，只写上一个《无评论》的字样。如此，它不犯语言上的错误，但又传达了它想向观众传达的东西，
还不用做检讨。传达什么了呢？一方面，是有声的片段，多是喇嘛们或藏独人士的控诉，一方面是无声无清晰解释的暴力画面。他们觉得人们就应该“全清楚”了。
一位住在巴黎的华人在街上做过随机口头采访，所问１０几人都以为是汉人在藏区搞打砸抢烧杀呢。我也遇到法国人以为藏族人被杀上百。这样的报道还有客观而言吗？法国老百姓通过这样的媒体传导,真清楚了吗?
当然情绪化的报道是难免的，可这次有点太过了。
从另一角度看，是藏独人士运作的成功啊！
但是，现在这种报道方式可真把中国人给激怒了。看看在各国的移民和留学生，全急了。这也是正常的反应。要没有反应那才真奇怪了呢。
就事论事之后，我会长时间地讲我的观点。
我去过两次西藏，住过藏族人家。遇到过几周在西藏转悠却不承认到过中国的西方游客，也遇到过为坚决不支持中国的西藏旅游事业而放弃到喜玛拉雅北端登山、只能在尼泊尔那边多次登山的西方人。
因为长期教外国留学生，常常会与之谈及西藏问题。多年来不断关注西藏问题，看过不少有关的书籍与文章，与完全不同观点的人有过交流与讨论。这些都是个人观点，每个人知识结构不同理解不同，可以各持已见，没必要在这里写了。
总之，我常常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民族与宗教问题。
我觉得中华文明自古在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上已经比世界其它地方多了不少宽容少了不少你死我活了。进入近现代历史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价值观后，反而问题越来越多。不光是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与法国人讨论得很多。
我也常常提到，中国人口１３亿，在这个地球上的６５亿人里，差不多５个人里一个中国人，而在中国人里过去９３％现在９２％是汉人。这１０多亿的汉人从哪儿来？汉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独特的民族？所有汉人都有一样的纯种的祖先吗？
中国，作为有清楚地理概念的中国才多少年？在历史上，中国或曰中华文明圈有长期的时间是处于政权分裂状态，也是战争不断，有外族的侵略，有内部的割据，有农民起义，有打着宗教旗帜的全国内乱。可打来打去却没有分裂成为那么多的小国，没有那么尖锐对立的宗教分野。
民族、语言、地域划分到极细是先进？是更好？是方向？当代理论是怎么描述的？十字军东征在历史上断断续续多少年多少次？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我不断地提这些问题，西方人愿意听，跟着想，随时辨，均有收益。
可以拿模糊论什么的跟他们说事儿。他们愿意琢磨美国扎德创立模糊数学后当代科学研究的混沌的本质啊什么
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前、在中国古哲人的学说里早就有关于混沌说的理论，现代时髦叫模糊学。模糊学可以对复杂的事物进行高度概括，不必把事物一一分成“非
此即彼”的状态。而且这种学说一直在中华文明圈内实践着。
当下时兴国家独立，民族独立，同宗同教要自己的独立的地域、自己的政权。科索沃是独立了，它标志着什么呢？你们的巴斯克呢？科西嘉岛呢？现在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的科索沃现象在等着动作呢！
他们自己也没法很好地解决自己的民族与宗教问题，而且也是觉得越来越头疼越来越不好处理了。
应该说，现在的整体理论体系就有问题。民族、国家、宗教宗派越分越细越分越清楚，这有什么好处吗？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怀有正义感地支持弱小的国家弱小的民族弱小的群体，真让有识之士们让有极强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大费脑筋。
西方人在面对他们自己身边面临的此类问题时，往往因为掺杂有情感因素、经济利益、血缘、地缘、宗教派
系、政治观点等多方面的因素，自己也很迷茫，很难处理，很难有一致的看法。而同时，当无此类相关因素的宗教、国家、民族矛盾事件出现时，人们就很容易自以
为是地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正义感”及英雄气概！这样，就很容易出现多重标准、多种不同价值评断的问题。在一串串的行使双重标准的批评面
前，他们也常常无言以对。
他们也有难以抉择的时候。面对本次西藏民族矛盾，经过种种反思，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许会从情绪冲动的状态转而进入这种心理矛盾的状态，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非表象的东西。他们无法回避。
我多年前去法国科西嘉岛玩，遇到一个科西嘉支持藏独的团体，其成员们听说来了个中国人，主动找到我要跟
我讨论西藏问题。我跟他们讨论了整整一个晚上。最后我开玩笑地跟他们说，我现在知道我回中国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了，我要组织一个支持科西嘉独立协会！
感觉一定特好！
月泰青3、31、
还有，另一位798画家朋友（华裔法籍）也有一“说法”：
我跟法国人谈了十几年的西藏问题…也组织过西藏问题的讨论…也见过达赖本人…我告诉你我的经验：千万别太认真、法国人每天喝咖啡加饭前酒加甜点加下午茶
加……他们聊政治砍大山的时间太多了、而且谈起来时也极不严肃、但装做很认真、大有要拯救全世界受苦人的样子，你千万别上套！你只需跟他们说：太好了！西
藏给你们了！为公平起见…把科西嘉换给我们就行！他们听后会假装的高兴回答：好呀！但随后个中原因他们马上就会转题的！不信你试试… 达赖“大西藏自治”在本质上是种族隔离的政治主张/多维博客寒竹达赖“大西藏自治”在本质上是种族隔离的政治主张 DWNEWS.COM-- 2008年4月10日21:40:1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博客寒竹／达赖从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讲话以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他在西藏问题上的基本主张是要求在藏人居住地建立起真正的自治。对于达赖在自治名义下的藏独本质，笔者曾专文进行过分析。但是，达赖的“大西藏自治”还有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它的种族隔离主张。达赖的种族隔离主张具体表现为以种族集团划分地区和在汉藏混合居住地区实行汉藏种族分离。 地方自治，就其基本含义来说是一种分权形式的国家政治制度，它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分权。在实行地方自治的区域，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应该由当地居民产生，并拥有高于其他同级行政区的自主权。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一共设立了内蒙，新疆，广西，宁夏和西藏五个省一级的民族自治区。不可否认，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央集权政治构架和大一统文化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中国宪法规定的民族自治区是否完全得到了具体的落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达赖在他的《西藏和平五點方案》中提出的自治却完全偏离了地方自治的基本方向。达赖在他的自治主张中以种族为根据，要求把所有藏人居住的地区连接成一个大西藏。2003年9月11日，达赖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再次明确提出了他的“大西藏”主张：他要求“所有藏人社会都连在一起，不管现在是自治区还是自治州”。达赖指出，藏人建立这样一个“大西藏”的根据在于“因为他们共有一个文化，都信仰佛教，基本上说同一种语言”。由一个民族的居住分布来决定国家的行政区域的划分在本质上是一种种族隔离的政治主张，当年南非的种族主义者曾经用这种方式来划分过国家的行政区域。南非政府在1950年曾通过了一个集团地区法（The Group Areas Act），在全国划出黑人和非黑人的居住行政区域。在南非废除种族主义法律后，世界上已经很少有人坚持这种种族隔离的主张了。达赖在二十一世纪仍然还坚持这种以种族为根据来划分行政区域的政治主张显然是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 一个国家内部地方行政区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今天的中国地方行政区基本上是承袭了中华民国的行政划分，而中华民国的行政区域则又是基本承袭了清政府的划分。从清政府到中华民国，再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省一级的疆域虽有变动，但西藏的边界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比较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出，西藏跟各省的边界在两个时期的地图中是基本一致的。而从藏族的人口分布看，早在1949年中共掌握政权之前，生活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的藏族居民总数就已经占了藏人数量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藏族和其他民族早已混杂居住在西藏周边的各省之中。如果现在要根据种族的理由重新划分各省疆界，把西藏周边四省的部分地区都划到“大西藏”的范围，这就不是在讲西藏的地方自治问题，而是在讲藏族的种族地域划分问题。这样势必引起严重的省籍和种族冲突。坚持“以种族集团划分地区”最大的危险就是无法公平对待区内其它族裔的居民。在今天的中国，所有省和自治区的人口都是由不同族裔共同组成。地方行政区的疆界可以因为政治或经济的原因发生改变，但却不能以种族和血缘为根据来改变，更不能以种族血缘为根据把不同民族隔离开来。因为以种族为理由来更改现有行政区疆界，以种族为根据来撕裂现存社会，必将引起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和争斗。现代国家之所以对种族主义极为敏感，之所以极力反对种族隔离，不仅是因为种族隔离邪恶，而且还因为种族隔离将会把和平共处中的不同种族强行分开，由此埋下种族冲突和种族仇杀的火种。 要实现达赖所主张的“大西藏自治”有一个根本性的障碍，这就是如何处理“大西藏“内部的非藏族居民，其中主要是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大量汉人。为了解决这个障碍，达赖表现出了他特有的“智慧”。既然要把藏族与其它民族混杂居住的地区都变为西藏人的“大西藏”，那么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区域内只剩下藏族居民。为了保证“大西藏”种族的纯净，达赖提出了两个具体措施：一个是禁止其它民族向藏人居住的地区移民；二是把已经在川青甘滇生活了若干代的汉人迁出，让藏族成为这些地区唯一的主人。这样一来，“大西藏”的边界不仅是行政区的边界，同时也是种族隔离的边界。这显然是一种道道地地的种族隔离主张。在现代社会中，不同族裔的居民在不同省区因商业，文化或其他原因进行迁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即使是在实行户口控制的中国，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省区民众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几乎每一个省区都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从事各种行业。四川人在藏人聚居地从事商业和其他活动跟四川人到广东经商和打工一样，都是一种商业社会的自然现象。而伴随这种商业人口流动，外来民众在工作地区由短期居住走向成家立业的长期移民也是一种合乎人情的自然趋势。从发展的眼光看，随着自由经济的发展，各省，各民族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移民现象还会越来越普遍。达赖要用一种人为的种族界线把藏人和其他民族隔离开来，拒绝汉人在藏人居住地长期工作和生活，这和他讲的汉藏一家的说法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达赖的种族隔离主张不仅在于它阻止各民族友好交流的荒唐性，而且还在于它要求把西藏境外汉藏混合居住地区的汉人迁出的挑衅性。在西藏行政区之外的康区和安多地区，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都远远超过了现在的西藏行政区。汉人和藏人在这些地区共同居住已有若干代人的历史。要求把几代人都居住在一个地区的汉人迁出这个地区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种族挑衅。这些地区的汉人自然会问，这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我为什么要被迫迁出呢？如果按照达赖的逻辑，汉藏混合居地的汉人必须迁走以让纯粹的藏人建立起大西藏，那么汉人难道不会用达赖的逻辑来对付达赖，要求在川青甘滇四省汉藏杂居地的藏人全部迁回到现在的西藏行政区吗？如果说川青甘滇的康区和安多区只能居住一个民族，为什么这个民族只能是藏人而不能是汉人呢？汉人本来就在这些地区居于多数，把藏人迁回到西藏而让汉人在这些地区建立起纯粹的汉人行政区似乎更合达赖的逻辑。显然，人为地把多民族混居的地区改变为一个单一民族的聚居地必然引起不同民族之间的激烈冲突。种族隔离是一把双刃剑，它会伤害到遭到隔离的民族各方，从而把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推向严重的种族冲突和种族仇杀火坑。达赖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在他的“西藏和平五点方案”中，在他多次回答记者的采访中，反复提出这种具有挑衅性的种族隔离主张，实在让人怀疑他的真实意图。而西方各国在自己国内不遗余力反对种族隔离，但却对达赖在西藏问题上的种族隔离主张视而不见，反把达赖说成是一名温良宽厚的慈善活佛，这其间的奥秘更是令人难以捉摸。 １９７３年联合国３０６８号决议通过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把种族隔离宣布为“危害人类的罪行”，并在公约中的第二条对种族隔离行为有这么一个具体界定：“任何措施，包括立法措施，旨在用下列方法按照种族界线分化人民者：为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建立单独的保留区或居住区”。达赖主张以种族为根据把现在汉藏等不同民族共同组成的社会活生生地撕裂，主张把汉族从汉藏混和居住之地迁移出去，正是《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所界定的 “按照种族界线分化人民”。这种主张如果得以实现，不仅是对藏人和汉人的犯罪，而且也是对人类的犯罪。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看，各个民族的和睦相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一个民族的语言，传统文化只有在各民族间的友好交流中才能发扬光大。西藏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在于藏族和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相互尊重。把一个民族用种族隔离的方法封闭起来，对其他民族采取排斥的态度，只能使得民族间的误解和冲突越来越严重。用保持种族单一的理由来迫使一个民族把居住之地让给另一个民族更是在玩火。种族隔离者挑衅的是别人，最后毁掉的是自己。达赖和他的追随者如不放弃在西藏问题上的种族隔离主张，最终只有把自己从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中隔离出去。 11 abril 东森新闻报:西藏从来不是独立的国家 达赖喇嘛继位乃中华民国政府所批准台湾《东森新闻报》于2008年4月11日发表刘其伟的评论《奥运圣火不容蒙尘》，现据星岛环球网文本将其中论证西藏乃中国一部分的内容摘录如下。---五柳村编者 佩洛西对西藏历史一知半解
佩洛西与达D赖L喇嘛沆瀣一气、相互辉映，在国会中指出：“西//藏抗暴49 周年开始的示威活动及动乱，都是根源于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民近六十年来的语言、文化、宗教、经济镇压引起的不满。”
DL向中国提出划分四分之一的大自治区要求极端讽刺
藏独人士确实应拥有人权，但是藏区绝大多数的居民也要有被政府法律保障的人权。DL喇嘛流亡海外
50年，曾在国际媒体间不断强调西//藏不要求独立，并呼吁深化和解、坚忍、慈悲的理念。但是，他向中国政府提出划分近四分之一的中国领土，成为西//藏大自治区
的要求，确与他在国际间半个世纪所提倡的理念与说法大相径庭，实在是极端的讽刺。 10 abril 李牧：不要以民族主义保卫奥运圣火/环球华网
北京奥运圣火传递的考验/星岛日报
北京奥运圣火传递的考验
来源：星岛日报海外版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北京奥运距今不过一百来天，由于京奥圣火全球传递在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两站分别遭到支持西/藏/独/立人士的狙击，险象环生，风波不息，令人密切关注京奥是否能 顺利进行。圣火九日传经了代表美国的惟一大城旧金山，而接下来至澳洲和印度，预料类似波折都难以避免，于今之计，北京或国际奥委会当局能否设法将乱局控制 到最低程度，将可能造成的危害减至最低水平，是一个新考验。 现在检讨起来，北京忙于全力准备奥运，却疏忽了西/藏/独立人士会乘这个机会闹事，几乎要到一发不可收拾之局，不能不说是大意失荆州。且因对达赖采取了比较强 硬的政策，中国并未能因“藏人暴打汉人”的血腥事件，在国际宣传上占到更多有利的一面。西/藏内部的暴乱虽然很快平息，但接下来的海外京奥圣火传递却频频出 事，虽然滋事者违法捣乱，却因刚过去的西藏动乱反而赢得一些人的同情。冲击圣火传递的不法情事，竟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中国明明是京奥圣火传递吃亏受害的一方，反而被制造成加害一方的形象，细究起来，未妥善运用国际公关，占了相当大的关键。据英国《金融时报》发自北京的报 道说，继西/藏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政府拟聘用一家国际公关公司，由该公司提供策略建议，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修补中国的形象。如果此项报道属实，可见中国官 方自己也警觉到这项缺失，急思亡羊补牢之计。在奥运即将到来的有限时日内，这项工作做与不做，效果大不一样。 西/藏问题是中国一项颇头痛的内政，成为外国反华势力攻击中国的一个把柄。一些明显的例证显示，国际间反华势力如果没有西/藏事件，也会设法找到其它的问题下 手。在前不久，一些反华势力就试图利用缅甸和达尔富尔问题下手。现在是西/藏问题，因为牵涉到中国的内政，中国坚持一个比较强硬的立场，就是坚持要在达赖放 弃藏独立场等条件下与达赖对话，反衬出达赖在国际间建立起柔性的形象。 中国可能有上百上千的理由不愿意无条件地与达赖对话，但是在今天强调“对话好过对抗”的国际环境，面对达赖在国际间口口声声强调“准备好与中国对话”的和 平攻势，中国在宣传上就略显被动了。因此中国一再指责达赖欺名盗世，国际间有些人可能宁愿相信达赖“谎言”。譬如在西/藏事件一爆发，即抱持杯葛京奥姿态的 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即发表最新的谈话说，参不参加京奥开幕典礼，端视北京与达赖对话的进展来决定。 国际间有些具影响力的人物，或者都像萨尔科奇一样，内心始终有个深沉的疑问：中国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无条件地与达赖对话？中国再多的解释，可能都无法解开这 个疑团换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有无对谈前提，如果北京将对谈视作一个策略，一个过程，不是一谈就要有结果，有耐心的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中国不愿对 话”之说就再无根据，届时“藏青会”等组织再发动暴力攻击，达赖说他无力约束，国际间的谴责矛头将很难再单指向中国官方。
当然，解决藏/独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这真是谈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尽然。但是，若是中国当局从此次藏独人士分别在伦敦和巴黎发动对圣火传递的攻击，仔细去
研究其背景与动员的方式，或者就会感受到径自严采峻拒的态度对付达赖，可能会适得其反，可能令西/藏问题今后在国际间带来更大的麻烦。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