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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mayo 江迅:赈灾中的不和谐音/BBC赈灾中的不和谐音
汶川地震告急,山河国殇同悲。香港全城动容。香港掀起一场数十年来极罕见的跨阶层、跨界别、跨党派的赈灾行动,政治争执搁一边,意识形态置一旁,一致抗震救灾。 香港在为汶川祈祷,世界也在为汶川祈祷。香港的关爱流向灾区,世界的关爱流向中国。 冷酷无情 此时,香港屯门区保良局董玉娣中学的一名中一女生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捐钱给熊猫比捐钱给四川灾民好"的言论,引发诸多网上讨论区的激烈抨击,指责她"冷血"。 这名女生是用粤语"火星文"写的文字,中英文用词混杂,用句和文法极为不顺,为便于阅读,作了"翻译"。 她说:"世界各地已经捐了那么多钱来帮四川人,怎么没有人肯捐给四川的熊猫?""我对四川真可以说没什么感情,关我什么事? 我看那些地震新闻,还可以笑得出,完全不觉得伤心、同情","已经捐了那么多钱,还要我捐?自己都不够用,还要捐给别人用?""人人都捐,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四川都发财啦,外国还捐美元、欧元、英镑,大陆的东西那么便宜,怎么花都够了","为什么没人理那些熊猫,熊猫可是国宝,比那些尸体重要多了,都快绝种了,哪些死尸还有屁用?就算那些没有死的,都烂手烂脚的了","人死多些不好吗?医院不用那么挤,担心没床位,担心没法安置他们,担心不够物资","谁叫大陆那么喜欢贪污,他们死了,为什么要连累我们捐款"…… 如此言论,令所有香港人哗然,震惊之余,展开一场大围剿,为香港这样的年轻人痛心。如果说她只是一个无知的中一学生,那么在地震发生翌日,收到一封电邮,说这天上午香港电台一个栏目,某女主持人提到地震中有一万多人死亡,接着用粤语嘻笑着说:"上天是怎么安排的?竟然安排那么多人同时去(地府)报到,这样逼法连手续都来不及办啦!"传媒人似乎想以俏皮话表现自己的幽默,听众却难以接受如此轻佻。万千同胞在瓦砾下惨死,万千同胞在哀号中求救,如此没有人性和良知,令众多听众无法忍受而纷纷投诉。 在举国发出"天佑中国,人间有爱"的日子里,她和她显得很不合宜,一个很刺眼,一个很刺耳。 那位女学生经学校辅导,不久即在自己的博客上,再度发表文章,作出道歉;那位女主持在两天后的赈灾募捐晚会上,认认真真参加演出。 一个年轻无知,一个无心之失,但愿只是如此。 无动于衷 其实在中国大陆,在全国哀悼日也都有这类麻木不仁的不合宜现象。 仅举上海为例,哀悼日首日,浦东银山路上毛家湘餐馆新开张,劈劈啪啪鞭炮造势,热闹气氛令路人心寒。 延吉西路长岭路附近一家美容美发店门前,高音喇叭依然播放欢乐的流行曲,丝毫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北蔡镇政府门前大广场上,众多市民依旧伴着歌曲跳健身舞。 仙霞路一些酒吧、KTV、夜总会里的娱乐活动一如往常;当全市鸣笛警报声响起,一些市民竟然置若罔闻,仍沉溺于麻将室,或在网吧玩电子游戏。 文人墨客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汶川大地震的翌日,在香港《苹果日报》上,读到该报主笔、著名政论家李怡的文章《灾难频仍积德消灾》;两天后,他再度发表文章为自己观点辩护。文章将这次地震说成"天谴"。 文章说,所谓"天谴",就是指在专权政治之下,老百姓的疾苦,帝王可以不理;贤臣的规劝,帝王可以不听,甚至将进谏之臣治罪,但老天爷的警告,你不可以不听了吧,地震就是老天爷的警告。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面对灾难不要只喊口号,作点自我检讨,算是积德消灾吧。 一片救灾声中,传出如此冷冷的声音:影射地震是对中国的"天谴",是上天对中国的惩罚,死了数万人,是因"人神共怒"的"天谴",还不顾事实指责震后"只喊口号"。对执政当局的愤懑和对广大百姓的慈悲,原本就是两码事,一个正直的政治评论家,不能以政治替代良知。 当年美国那场大风暴,东京地震,南亚海啸,不知李怡是否也说"天谴"呢?中国人今年的流年实在不利,华南雪灾、西藏骚乱、山东火车相撞,各地手足口病肆虐……如今又有特大地震。 面对这不可抗力,连西方政府和传媒,都暂时放下歧见,纷纷伸出援手。此际的李怡,竟将天灾说成是对中国的"天谴",既然是天意所在,还需要抗震救灾吗?问题的本质是你如何看待每一个生命。 当下的香港,有那么几个主流"传媒精英"、"专栏作家",对抗震救灾射出一支支冷箭。临危抗灾,谁都做不到十全十美。此刻不是吹毛求疵、没话找话的时候。 你可以依据事实批评这,批评那,或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建议这,建议那。这是权利,也是责任,但当批评时将臆测视作事实,将小事化为大事,或横加抹黑,或无限上纲,反倒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了。 汶川地震改变着中国,也改变着世界对中国的视角。香港一些政论家的思维,也该震一震了。 江迅是BBC中文网中国事务特约撰稿人。本文不代表BBC的观点, 18 mayo 王希哲:左派尽职救人,右派尽职骂人五柳村编者按:王先生这种派别的划分,如一位网友所说:“太笼统,不能很好的反应问题。”不过却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在如何对待西藏独立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在今天远不是国家消亡的时候,一个人如果连国家的认同也不要了,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任何美妙的言辞也只能他自己去欣赏了。--2008/05/18。 转自乡下人进城 倍可亲资深会员发表于 2008-5-18 02:03 本文由 乡下人进城 在 2008-5-18 02:03 发表于: 倍可亲.美国 ( backchina.com ) 左派尽职救人,右派尽职骂人
王希哲 川北大灾难。中国的左派在尽职救人。这“救人”是广义的,有加入解放军救援 大军在第一线拼死拼活救的,有在全国全世界各地发动和带头捐款捐血,奔走呼 号,凭借网络现代手段鼓舞救灾的全民士气,来“救”的,形成了在爱国爱民旗 帜下的新兴的广泛的左翼民间组织民间社会总动员,它的意义,很多人看到了, 甚至西方社会都不少敏感的人看到了。不多说。 右派呢?右派也很尽职。右派的职责就是骂。他们站在灾难的旁边拼命地骂,恶 毒地骂,挑拨矛盾,制作谣言,转播谣言不遗余力地骂。他们在海外骂,不少还 化了马甲潜入国内网站去骂,然后转贴出来,说“你看,国内网友比我们骂得凶 呢!”但他们忘了,这恰恰可以表明了中共治下国内舆论的开放已经达到的程度, 当局甚至已经能够容忍网上的这样稳定群居的敌对势力的长期存在和对他们的挑 战进攻了。 极右派们幸灾乐祸恨不得天塌下来,根本不希望救人。反共才是一切。而大力救 人在国内国际的形象改良可能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有利。他们必须破坏。他们为 自己的破坏救灾制造合法性,就是传说所谓“天谴”:川北地震让中国人成千成 万人死了,是因“人神共怒”的“天谴”。中国人该死,“死得还太少”(右派 原话),为什么该死?因为天要灭中共,可恨中国的老百姓却没有响应“天”的 号召起来灭中共,甘当“顺民”,就该遭“天谴”了,就该统统去死了。 也有右派感到此说露骨,出来辩解说,他们不是幸灾乐祸,不是反对救人。 不是幸灾乐祸?不是反对救人?既然中国人去死是“天谴”,是“天”意所在, 此灾何其有幸!此祸如何不乐?你还救什么?去救,就是违背“天”意,就是逆 “天”!就是你们天天骂的1958年口号“人定胜天”,本身就该死了。 可喜还有一种右派,开明型的右派。他们不像极右派那样由于对中共的仇恨而对 中国人民也心怀刻毒怨恨。他们希望中国国内外的右派能成为建设性的反对派。 建设性的反对派可以坚决批判中共的制度和政策,要求改革,但在中国人民的大 灾难面前,要对人民有最深的爱心,可以暂时搁置政治意见的争执,一致努力救 灾。现在就要全力鼓励、支持和鞭策中共政府及解放军救灾的一切积极有效行动, 政府行动不当不力当然可以批评,但不要去攻击、造谣、反对,更不可对人民的 痛苦幸灾乐祸,视为“天”对中国人民的惩罚,要中国人“死得越多越好”。 这一派,现在有刘晓波、刘路、张成觉等代表。于是,他们立即在极右派的攻击 下,成了“投共”分子和“拥共”分子。 但我是赞赏和支持刘晓波们在这件大是大非立场上表述的意见的。 右翼民运现在必须分化也一定要分化。一定要有真正站在中国人民中间与他们良 性互动的建设性反对派出来。刘晓波们的意见显示了这种分化已经在发生。国内 民间社会组织力量以汶川救灾为标志正在大规模崛起,空间正在扩大,地位正在 提高。贝苏尼说对了,“什么是革命?这才是真正革命性的变化。中国的NGO成 长壮大,形成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是民主转型的开始。 ” NGO们未必都是左翼 力量。他们今天积极参与救灾相对破坏性的极右派他们是左翼,明天他们很可能 还是体制内批判共产党制度的右翼。但反华反中国人民的极右派不可能领导他们, 他们也不可能接受极右派,只有右翼建设性的反对派才可能结合他们,影响他们。 让极右派们去继续尽职扮演他们不但对中共,也对中国对中国人民仇恨型的、敌 对型的、破坏型的角色去好了,中国是需要他们的角色的,他们毫无理性,肆无 忌惮的攻击,对弊病万端的中共官僚政府总还有刺痛警醒的作用,光有温和的反 对派还真不行。但他们与全中国如此大多数人民一次又一次地为敌,格格不入, 注定了他们在中国的未来不会有任何的地位和前途,真心为国为民的建设性反对 派现在不与他们明白划清是非界线,就实际要为他们背书,最后只能为他们政治 殉葬。这些极右派虽然已经形成网上势力,但除了一两个头面人物,大多不过是 匿名鬼影,他们极端得很,又精明得很,他们垄断了“民运”,却又无需对自己 言论负责任。建设性反对派公开人物不与他们划清界线,便要向他们的言行负上 责任而为之陪葬,何必?他们是什么人?太不值得! 2008年5月16日 xz7793@yahoo.com 10 mayo 西藏事件改变了世界/ 德国之声德国之声中文网|时事风云 | 2008.05.10分析:西藏事件改变了世界9-11发生后流传着一句话:“9-11后世界再也不是那个世界了”。3-14西藏事件发生至今即将两个月了。表面上看,事情似乎过去了,此间媒体也出现了“抗议疲劳”(奥地利新闻报语)。但几天后达赖喇嘛来到欧洲,又将掀起新一轮高潮。其实,这个潮流从3-14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回过头去看,发现这个事件对世界的改变程度至少不小于9-11。西藏事件改变了世界什么呢?德国之声记者分析如下。
9-11改变了世界什么呢?人们说:世界进入了一个与恐怖主义斗争的时代。在冷战结束后,经十多年的失去目标,西方终于找到了新的目标。于是把朝鲜、伊朗等称为"流氓国家",于是有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3-14改变了世界什么呢?初看起来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仔细想想却有非常多的东西不再是原来那样了。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全局性的变化。 西藏观不再是那个西藏观 从这次西藏事件后,远在中国的人们忽然发现,西方人对西藏的看法与他们的居然有那么大的不同。西方人的西藏观究竟有哪几条呢?其一,西藏以前是个天堂,是香格里拉;其二,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是于50年代初被中国非法占领的;其三,达赖喇嘛是和平的象征;其四,中国(汉人)压迫西藏人,摧毁西藏宗教和文化;其五,西藏应该追求独立,这一点应该得到世界的支持。在这次西藏事件之前,对这些问题是没有人会在西方国家提出疑问的,大家都认为是必然的事情。于是,发生了西藏事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的这五点"理亏",于是人们愤怒了。 这场压倒中国的"舆论战争",却引发了一场关于西藏问题的全球大讨论。中国发表的各方面细节此间虽然丝毫不予转达,但有些提纲挈领的话这里还是提到的,比如骂达赖喇嘛的语言。西方政府在批评中国的同时,也再三强调西藏属于中国。同时,这里原先从来不谈西藏问题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这次纷纷站了出来,他们用史实和理论来表述西藏问题,不仅历史上西藏与中国的关系被普遍地提到了,而且还提到了以前西藏的农奴制等。达赖喇嘛自己也多次表态,不追求西藏独立,只求高度自治。他甚至把中国政府称为"我的头儿"(My Boss)。 于是发生了一系列的观念变化和动摇:一是西藏独立的追求不再得到广泛支持(主要因为是达赖喇嘛的意思);二是西藏是否被中国非法侵占,人们最后几乎不再讨论了;三是在一些专家引证历史后,人们对西藏在50年前是否那样美好有所怀疑了;四是通过一些专家和记者的不同的表述,达赖喇嘛在一些人的眼里也不再那么完美了;五是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些年来确实是从中国热转向了中国恐惧了,而这可能是此间对西藏事件如此激动的原因之一;六是一些记者和专家怀疑西藏事件中西方追求的是"别的目的",也会给一些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有些东西还是不变的: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应该给西藏高度自治,停止对西藏的"文化灭绝";人们对达赖喇嘛的看法仍是普遍积极的;人们普遍认为应该继续给予西藏以高度的关注和支持。只是,由于上述观念的改变,广大民众支持西藏的心理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种"柔化",至少大多数人不会再支持西藏独立,不会支持用暴力甚至恐怖袭击来争取西藏向好的方向发展。 西方媒体不再是那个西方媒体 首先,中国人对西方媒体的看法有了巨大的变化。原来,中国人都知道,西方是有新闻自由的。80年代末的时候,美国之音对中国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那以后,中国人凡能接触到西方媒体的,对西方媒体也有一种近乎绝对的相信(即使观点不符合中国人的观点,但总是忠于事实的),许多有识之士真诚希望中国新闻政策向着西方的道路去发展。可是,这次西藏事件后,中国人对西方媒体产生了一种空前的愤怒。 按中国人的看法,归纳起来,西方媒体在西藏事件报导中有这几种"错误":一是使用了大量错误的图片;二是详细报导西藏流亡人士和自由亚洲电台藏语组说的所有的话;三是几乎不报导中国媒体公布的任何情况,尤其是细节;四是少数西方记者和一些游客的话,只有少量报纸提到;五是详细报导所有支持西藏运动的示威的同时,一开始完全不报导中国人的示威,后来报导了,但仍很忽略;六是对巴黎伦敦针对奥运火炬的暴力行为,有些西方媒体甚至叫好,有悖于其主张的反对暴力观念;七是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随便下一些"定义",比如说中国学生的示威是中国大使馆组织的。 于是,中国和海外华人中出现了一片对西方媒体的骂声。有人说,我再也不会相信西方媒体了。 中国人的这种反应,毕竟也为西方媒体注意到了,于是广大西方民众也知道了。此间的许多汉学家和政治家也批评了西方媒体的错误。不少西方民众也在网上对西方媒体的一些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对西方媒体的看法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们知道了,西方媒体有许多的成见和偏见,但人们也知道,西方媒体的新闻自由仍然是存在的。许多错误不是谁要他发生的,而是出于固有的观念由各媒体自己做出来的。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恐怕人们在西藏事件后还是更相信西方媒体,至少相信它一般不会去捏造事实,如果有错,也会受到监督的指责,必要时也会道歉。现在CNN说是也正式道歉了。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媒体很难做到的。 中国不再是那个中国 中国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西藏问题,会给它带来铺天盖地的压力和冲击。这么大的冲击,固然有西藏流亡者的原因,有西方观念的原因,但也有中国方面的原因。 中国方面在这次西藏事件中的表现(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很糟糕的,比如:在3-10喇嘛们开始抗议时,采用一贯的控制策略,而不是去疏导,而且对事态的发展没有充分的准备;在3-14暴力事件发生后,警察不能象其它国家通常做的那样,立即坚决地予以制止;事件发生后,把外国记者全部赶出西藏;事件发生后,没有马上报导,开始报导后,又采取充分控制的传统做法;采用文革语言骂达赖;组织外国记者去西藏后,却限制他们的行动范围,结果没有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 中国政府还是按原来那套办事,实在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西方谁也不相信它说的话,它列举的事实,提出的证据,反而排山倒海地示威,反而纷纷讨论与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抵制奥运会,反而展示了在奥运会上也会出现许多抗议的前景。 新华社转载了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的英国中国政策研究员王正绪的文章。文中说:"他们会问: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好意总是被误解?为什么中国人想做点事,别人就是不让?这种挫败感一定是很强烈的,这种愤怒、沮丧、困惑、挫败感等等,都是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所必须经历的成长的烦恼。"这话说得很对。德国媒体上也有类似的读者感言:真正的大国哪个不是成天在抗议中度过的? 美国当个超级大国,是那么好当的吗?它经历过全世界的许多抗议,许多比这次对中国的西藏抗议强得多,比如反越南战争的抗议,反伊拉克战争的抗议,等等。每次八国峰会都会受到抗议者的包围。 可是,中国哪经受过这个啊。90年代初的时候,李鹏访问德国,听说柏林勃兰登堡门前有抗议,掉头就走,把恭候着的柏林市长晾在那里,到了魏玛,碰到了抗议,也是掉头就走。再早些时候,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封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历来采取一种"隔离性"的安全措施。这种措施自然而然地就用到了3-14的拉萨,尤其是把所有外国记者请走。除了这种"隔离性"措施外,还有一点也是传统的,就是周恩来总理以前说过的"外事无小事,事事通中央"。西藏事件虽然不是外事,却是"涉外"的事,是关系到奥运命运的事。于是,大概在中央指示下达之前,谁也不能动。后来,又是所有关于西藏的稿子必须经中央(新华社)发。 于是,有中国语言学专家说:"话语权被人家抢走了。"于是,出现了那种铺天盖地的指责和抵制风。现在,尤其在与达赖喇嘛代表开谈后,情况是明显缓和了,再加上西方媒体的"抗议疲劳",人们很少谈西藏危机了。然而,此间明显感觉得到,这种"民间"的情绪根本没有平息下来。在奥运期间出现抗议,甚至很多抗议,也许是难以避免的。 问题是:应该去"避免"吗?或者说,应该及时地去扑灭什么火苗吗?有这种想法,就是没有大国心态(当然,恐怖袭击另当别论)。就象上述英国专家说的:"中国不再可以继续远离世界。"中国必须习惯于生活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大国通常所处的环境之中。 "生活"在世界里,并不等于简简单单地过着。这种生活,必须是与世界相适应,相沟通的。有人批评中国政府忽视对外国媒体的"公关"。这话似乎被接受了。本周,中国驻法兰克福副总领事一行就专程来到德国之声,"表示愿意加强交流和沟通"(中国外交部网站讯)。同样的行动估计也会在世界各国针对其它媒体展开。这个做法没错,但似乎并非关键所在。关键在于怎么让世界觉得你的媒体是可信的。西方现在说的是两点,一是中国把外国记者赶出西藏,二是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尽管没有新闻自由不等于捏造新闻,但就因为你没有新闻自由,西方媒体就是不相信你,认为那是不可靠的新闻来源。新闻政策的改革对中国来说难道还不够紧迫吗? 不光是个新闻政策的问题,中国刚在往特大大国的方向走,这回已经体会到了做大国的滋味了,以后这个滋味会越来越强,随时随地伴随着。大国的心态是不可或缺的了。这个心态就叫:贴近民众,贴近世界,包括贴近种种的不愉快,而却又能在不愉快中如鱼得水。也就是说,要有一种真正的全面的开放,要疏通,交流,而不是逢事必堵,逢事必压。 西藏事件表明,中国已不再是那个可以在某些地方把自己遮挡好的那个国家了,它已经是世界关注的中心,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世界的不安和快乐。而它必须去适应这个"新情况"。 中国人不再是那个中国人 这次西藏事件,忽然让"中国人"站到世界的面前,火炬所到之处,中国的五星红旗招展,柏林、巴黎、伦敦、悉尼、温哥华,中国人忽然人山人海地聚集了起来,从来不关心政治的、在德国公司工作的中国女孩成天跟德国同事辩论,中国留学生在巴黎街头慷慨激昂,在中国,家乐福前也出现了抗议的人群,网站上更是山呼海啸,更有许多中国人走进youtube,甚至走进德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论坛,与德国人、西方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情况介绍。 西方媒体和西方人终于注意到中国人的声音了,也开始对之进行报导和评论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一时成了话题。这些年来,说到中国人,人们的印象特别"经济化","实惠主义",而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则是特别的安静。这是怎么了? 自然,中国人这回真的"怒"了。但人们看得到的,不仅是"怒",而还有个"自豪",清楚地写在许多游行者的脸上。中国人意识到,他们的中国正在走向超强的国家,而他们作为这个国家的人,有义务为国家说话。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归来,象征着中国人的又一次"政治化"。与八十年代末的政治化不同的是,那是向世界学习潮流中的政治化,而这次是走向世界高峰时代的政治化。体现在海外中国人身上的,更可贵的是他们终于开始与西方人用西方语言对话了。他们走出了自己的小圈子。 而中国领导人的老思维又回来了。他们显然害怕这种政治化。于是他们制止了家乐福门前的人潮。但是,这种害怕有必要吗?上面已经说到,作为一个走向大国的国家,需要的是贴近民众,贴近世界。不光要贴近外国民众,更要贴近本国民众。民众的情绪可以去引导,但压制却不是办法。民族主义哪个国家都有,关键是往哪里引。一个方向可能是应该确定的:作为大国的公民,就应该有大国的心态。老是沉缅于一百多年来受欺负的历史,老是"愤怒",那显然还不具备大国国民的心态。 在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有个化名Mencius的德国人(看上去象是学汉学的)在德国时代周报读者文章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关于中国人的种族主义的讨论。一些中国人在那里反驳他。确实,这个"孟子"的一些言论流于可笑,比如他对犹太人的"犹"字作详细介绍,说明,由于那里有个"犬",所以是对犹太人的污蔑,建议中国改掉这个名词;他甚至把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逐字译成德语,说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到了中国人可以吃外国人肉的地步了。这些固然可笑(是否"居心不良"且不论),但他最新的一篇文章,翻译了中国天涯论坛里大量歧视黑人的言论(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128217.shtml),却确实是惊人的。这里面许多贴子确实是歧视黑人的。笔者检索了一下,在中国百度网页里打入"黑鬼"这个词,可以查到60几万个贴子,当然里面很多不是反黑人的,或许正是批判美国歧视黑人现象的;在那里同时输入"黑鬼"和"黑人"两个词,也可以找到10万多个链接;在搜搜网的论坛里输入"黑鬼"这个概念,可以查到2386条,首页上就有这样的题目:[杂谈]我被抢劫了,大家最近看到黑鬼请注意安全. 浏览2257 回复45;前日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真想爆抽一对黑鬼 浏览6807 回复6;《再租房给"黑鬼",我就不是中国人!》【原创】 浏览434 回复。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确实有种族主义的观念存在。也许真有种族主义观念的人很少,但看不起黑人等的可能不少。柳州晚报的一篇文章报导说,一个小女孩在公车上叫"黑鬼",黑人听见了表示很生气。这个贴子下的读者看法都是批评性的,指出显然家长教育不够;也有的说,我常说"鬼佬",是很不应该的。 中国的网上检索众所周知是有限制的,但"民运"、"维权"这类词也许被控制了,象"黑鬼"这样的词却随便去。笔者并不赞成网上的"删索"(cencor),但是在这方面中国真的是应该展开"教育"、启蒙的。奥运之年,中国将迎来全世界的客人,这样的观念如果不受到媒体的批判,那是多坏的影响? 事情并非只关系到奥运,这是跟一个走向大国过程中的国民所应有的大国心态不相称的。民族主义可好好坏,如果在一些人那里发展到种族主义的地步,而社会又不予指责,那就不是大国心态了。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话也许不错。但中国人民站在哪里呢?恐怕好几十年里还是站在世界之外。这次西藏事件体现了许多中国人开始走进世界之内的尝试,表明中国人正在走出鲁迅笔下的中国人的那个魔圈。他们需要的一是交流,二是心态。 西方中心论受到了第一次强烈冲击 西方媒体这次的表现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愤怒,为什么呢?中国媒体说破了嘴也没人听,为什么呢?除了上述各条外,还有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一百年来,世界经历了非殖民化。世界非殖民化了,可是一个东西却保留了下来,它就是"西方中心论"。 世界电影在哪里判断好坏?在美国西部。世界科技、文学和和平贡献在哪里定论?在欧洲北部。同理,西藏事件中谁好谁坏,由谁说了算?西方媒体。谁的情绪代表了世界的情绪?西方民众。这就叫"西方中心论"。 从现象上看,就事论事,西藏问题中,中国媒体说什么西方可以不理睬,于是世界觉得中国说了也白说;而西方说了的,人们才重视。西方人基本上不关心中国人在说什么,想什么。而中国人很关心西方人在想什么,说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近几百年来,东方和南方确实落后了,大的发展,无论是科技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多半出现在西方。于是,东方养成了向西方看的习惯,西方养成了不向东方看的习惯。要看也是看东方的古代辉煌,比如"中央帝国"。还有个原因可能次要一点,就是语言上的,比如日本应该也属于西方了,但日本的观念和细节欧美也不太关心。也许是由于语言相隔太远。语言上再往下看,就是东方学习西方语言的人很多,而西方学习东方语言的人很少。 那么,东方自己搞一套,不管西方的。行吗?现在有华人提出,哪个华人富商搞个中国的、东方的诺贝尔奖。行吗?会得到全面的认可吗?几十年前,印尼搞了个新兴力量运动会,要跟奥运会分庭抗礼,当时不在奥运里的中国也参加了。在中国是轰轰烈烈了。可是西方会重视吗?估计不会。上海、东京也都有电影节,可是要跻身于四大国际电影节之列?还早着呢。 但是,这些年来,在经济上,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中心论已经动摇了。言经济必言中国,在中国办的展览会也开始受到重视了。但这跟几十年前日本的情况一样的,也就到经济为止了。 那么怎么办?永远的西方中心论?这次的西藏事件恰恰给了西方中心论一次强烈的冲击。一开始,西方人根本不管中国人怎么想的,后来还是注意到了,而且很震惊。原来法国人有很多说要抵制中国制造的,后来中国人一抵制家乐福,他们反而没有声音了。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这三十年来确实证明了这一条。世界对中国越来越重视了。目前还集中体现在经济方面。但同时,学中文的西方人也越来越多。随着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南非、巴西等南方国家的发展,世界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多元化。但是,要想让西方乃至全世界更重视中国的声音,中国也需要做许多事情。一是象这次华人做的那样,更多地走向世界,去展现自己,去当面交流。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让人象相信它的经济一样相信它的政治,相信它的媒体,相信它的文化的世界性质。这就需要中国在政治改革、在新闻政策、民族政策等许多方面的改革方面真正地加大步伐。 这次西藏事件,中国最应该认识到的是:只用经济改革一条腿走路已经不行了。 德国之声版权所有 转载或引用请标明出处和作者 德明星周刊采访达赖 BBC报道进一步对话达成一致 据BBC中文网5月9日报道:达赖喇嘛表示,他的两名特使与中国官员的最新一轮会谈中,双方就进一步对话的具体建议达成一致。 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达赖喇嘛说,会谈的气氛是令人愉快的,而且中国官员举止有礼。 但是,他说双方在近期西藏骚乱的原因和性质问题上分歧很大,而且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突破的迹象。
另有德国之声中文网5月8日报道了德国《明星周刊》对达赖喇嘛的专访:达赖喇嘛:“这要取决于我的头儿 – 中国政府” 下面是中文译文:
即将在下周访问德国的达赖喇嘛接受德国“明星”周刊的采访。在这个访谈中,他再次强调西藏争取的不是独立,而是高度自治,尤其是文化自治。不过,这个自治不仅针对200万生活在目前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同时也是对其他400万生活在毗邻省份的藏人而言。德国之声中文网在征得明星周刊同意后,译载如下。
谈话一开头,达赖喇嘛就说, "我不是圣人,不是神。我只是一名佛教僧侣。" 明星:但您并非一名简单的僧侣,而是藏人的精神领袖,是藏人抵抗运动的化身。您喜欢这一身份吗? 达赖:因为我是藏人,所以我对一个民族的生存斗争负有责任,它关系到这个民族的古老文化遗产以及丰富多姿的佛教传统。而我是达赖喇嘛,我的责任就特别重大。我给自己规定了三项任务:第一,为人的生命价值奋斗;第二,促进宗教和谐;第三,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环境所迫:这便是为西藏而奋斗,包括为西藏的藏人和流亡的藏人。藏人信任我并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对他们而言,我负有道德责任。2001年,在达兰萨拉成立了流亡政府,从那以后我就一半退休了。我会很高兴,如果真的能从政治家身份上彻底退下来。 明星:假如作为西藏抵抗运动灯塔的您不在世了,会怎样?毕竟您已经73高龄了。 达赖:我们的斗争,不是哪一个人的斗争,而是整个民族的斗争。新一代有头脑的政治家已成长起来。我的死去并不意味着斗争的挫折,斗争会继续下去,很可能是在集体领导之下。 明星:您认为,这次谈判的内涵要大于中方只做做对话的姿态? 达赖:过去数周在西藏发生的事件,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终于认识到,的确做错了一些事情。他们在西藏投资巨大,他们在那里允许了有限制的宗教和文化活动,他们在那里修葺了数百座寺庙,不过,文革中摧毁了数千座寺庙。虽然如此,还是发生了骚乱,不仅在拉萨,而且也在其他地方,看来,中国的西藏政策明显出了问题。但到底是什么问题,他们应该问一问。如果他们这么做,便会更现实地处理西藏问题。我们希望的只是真正自治。 明星:但您还是被看作是暴力的指使者,幕后操纵者,是08奥运以及中国形象的破坏者。 达赖:一方面他们指责我,虽然我多次强调支持北京奥运并作为佛教徒拒绝暴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努力要同我们谈判。为什么这样?下一轮谈判已经宣布。当然,目前有舆论压力,有很多政府的压力。我想,我们应等到奥运闭幕后才能看出他们对实质性谈判是否有诚意。现在做什么样的评价,都还太早。 明星:您认为象法国总统萨科齐做出的抵制奥运开幕式,是明智的决定?或者它会让中国人更恼怒、更怀偏见? 达赖:很难说。个别政治家的决定并不是仅仅因为西藏问题,而是对整个中国人权的忧虑。中国领导人应当对此重视,修改他们的政策。长远看,这对他们和中国都有利。 明星:是否中国人也这么看,我很怀疑。 达赖:目前中国人的情感沸扬,他们不能对事物有现实和逻辑的看法。 明星:许多年轻的藏人认为您对北京的态度过于谨慎,过于让步。他们说,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什么也办不成。 达赖:我理解他们的悲观以及忧虑。但是第一,作为佛教徒,我从原则上拒绝暴力。第二,同中国一样,这些脑热青年的情绪也很激荡,高呼西藏独立和中国人滚出西藏,是容易的事。但光呼喊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怎样才能独立?唯一可行的道路是真正自治。 明星:意味着,外交和国防交给中国中央,内政管理以及文化事务交给藏人自己? 达赖:正是这样。西藏过去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近50年来在中国治下,西藏在文化教育领域做的也很不够。因此,西藏缺乏合格的专业人才。我相信,如果我们留在中国境内,我们能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并借此促进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当然,其前提是,汉人对藏文化、藏语言和藏人的认同给予保证。 明星:今天学校里不是藏语讲学吗? 达赖:是的,但它是第二语言。汉语是第一语言。 明星:您承认,汉人改善了藏人的物质条件,学校、医院以及在藏区供电? 达赖:当然。还应继续这样。当今世界是网络的世界,彼此联络成更大的群体,比如欧盟就是一个例子。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意味着:600万藏人如果永远封闭于世界之外,那么我们永远是个弱势民族。如果他们同10亿人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强大,机会也更多。 明星:中国人谈西藏,指的是目前的西藏自治区。而您谈西藏,指的却是历史藏区,包括了邻省。 达赖: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点。假如我们真的要求独立,那么,那么我们独立的范围便限制在今天自藏自治区的版图,那里生活着200万藏人,占当地居民的大部分。但我们希望的首先是文化自治,因此不能忘记生活在邻省的藏人。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组成自治区的原则。它只是没有实现而已。 明星:但在这些省份里,藏人不占多数。 达赖:对。因此,我们希望在这里的专区和县的层面上实行文化自治。就政治结构问题,如果中国真的有意开始严肃谈判,我们是可以谈论的。中国应该看到,我们要求的对所有藏人的文化自治,并不是争取大藏区的独立,恰恰相反。 明星:过去年间已经定居拉萨以及周边地区的汉人应该怎么办呢? 达赖:他们应受到欢迎。不过如果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如果他们成了当地的绝大多数,那么,自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明星:也就是说,没有迁徙汉人的计划? 达赖:是的。 明星:您已经在流亡中度过了将近50年。同今天的西藏现实,您有多少接触? 达赖:直到70年代末,西藏的确同外界隔绝,从那里几乎传不出任何消息。但近20年来,接触相当频繁。从那时起,大约4万藏人来到印度定居,每年也有大批朝拜者来到这里,然后又返回藏区。此外,有摄影照片、录像等。我认为,我对西藏的了解相当及时和准确。 明星:您情愿回归简单僧侣的日子吗?这样,您就有更多时间打坐沉思。 达赖:这是一个同生命意义有关的问题。为别人服务是有意义的。第一世达赖喇嘛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安静的独居者生活。上了年纪后有一天,他告别了孤独的生活,开始教导别人并同时修建了西藏至今最著名的寺庙。当他的学生后来问起他变迁的原因时,一世喇嘛说,我当然可以继续静思修行,从而达到更高级的开悟。但我还是放弃了这样的生活,目的是帮助你们。这也是我遵循的榜样。 明星:您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最后一世达赖喇嘛? 达赖:这要取决于我的头儿 - 中国政府 。如果他们不制造麻烦,认真考虑我们的要求,我可能真的就是最后一任达赖喇嘛了。但如果头儿制造麻烦,西藏一方也会象中国一样富于果敢,而且也会有下一个达赖喇嘛出现,如果西藏人有这样的愿望。 "明星"杂志授权德国之声中文网翻译采访内容,在此编辑部表示感谢 摘译:李鱼 “解放西藏”的人被什么蒙住了眼睛?/刘鉴强/亚洲周刊 “解放西藏”的人被什么蒙住了眼睛?
作者:刘鉴强(中国资深记者。现为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访问学者。) 那些吵着要‘解放西藏’的人,被道德优越感和虚假资讯蒙住了眼睛。 三星期前,在美国西海岸一个优雅的晚宴上,一位美国女士告诉我,因为怀著「解放西藏’的理想,她几年前曾去中国教书。 ‘你为什么要解放西藏?’我问。很多西方人与她有一样的立场,我很好奇他们的想法从哪里来。 ‘因为中国在西藏进行种族灭绝。’她说。‘你去过西藏吗?’我问。‘没有。’她在中国几年,却没去看看她要解放的那个地方。‘那你从哪里得到"种族灭绝"的资讯?’我问。她回答:‘一些网站和书。’我说:‘我去过八次藏区,有很多藏族朋友,我知道藏族人遭受过苦难,但从没听过"种族灭绝"。’像她一样,很多西方人得到的资讯片面甚至虚假。藏人很尊敬汉人作家王力雄,因为他写出了真实的西藏,他的《天葬》一书说:‘今天,西藏的资讯几乎被两部政治宣传机器所垄断。一部在北京,另一部在达兰萨拉。……尽管达赖喇嘛的个人人格值得尊敬,但他的宣传机器为了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宣传离事实真相之远,与北京实在也是伯仲难分。’ 流亡政府一直在国际社会谴责中国在西藏进行种族灭绝,王力雄的资料显示,中共接管西藏政权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九四年,西藏自治区人口总数增长了一百零九万一千八百,几乎翻倍,平均年递增率为百分之一点八三,是中共进藏以前人口递增率的三十六点六倍。如果进行种族灭绝,人口怎么不减反增,而且增幅巨大?‘种族灭绝’还指‘实施强迫绝育’,这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宣传用语。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深入藏区考察,认为对藏族人实施绝育的说法不真实,是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反汉斗争高度情绪化的表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文革中,的确有不少藏人死于战乱与迫害,但这与‘种族灭绝’不可同日而语。种族灭绝的确存在过,如德国人对犹太人、美国人对印第安人,但不是在中国。 还有什么理由‘解放西藏’?四月九日奥运火炬在三藩市接力时,加斯汀•赫曼广场上到处是充满火药味的争吵,我看到一个美国男人频频教训中国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国家,你们要学习历史!’好,我们来学习历史。流亡政府和西方人喜欢讲‘在中共进藏之前近四十年,西藏实际是独立的’。这听起来有点道理,但那是因为清廷的崩溃、内战、抗日以及国共之争,让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西藏。即便那个时候,英、美、印及世界各国,也从未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中立者戈尔斯坦在《雪狮和龙》一书中说:‘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统一西藏一百年后,西藏变成了清朝的属地。’从一七二零年开始,清朝在西藏驻军近两百年,直到清朝灭亡。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让藏族人心服,‘西藏自古就是独立国家’更让汉族人愤怒。与其纠缠于谁也说不服谁的历史,不如超越历史,直面现实。一个藏人对我说:‘不要谈那么远的历史,我的生活不能让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人来决定。’他说得很有道理。 最好的方式是看现实民意。藏青会纽约与新泽西分会主席Tsering Palden最近接受多维新闻网采访说‘大部分藏人都追求西藏独立’,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出的结论。最近一个多月藏区有些地方示威,要求独立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只是不满中央政策、官员贪腐和生活处境,例如四月上旬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政府组织外媒采访甘肃拉卜楞寺时,一个和尚冲记者喊:‘我们并不要求独立,我们只要求人权。’藏青会寄人篱下,心中激愤,但他们不了解西藏,认为西藏是悲惨世界。一个藏人告诉我,如果藏青会的人去过西藏,并真正关心六百万藏族人民的福祉,就不会那么做。有些海外藏人和国内藏人私下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他们在外面乱搞,实际是害了藏族人。要西藏独立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海外藏人和西方人应该听听那六百万藏族人的声音,他们是藏人的主体,他们才有权利代表自己。中国在藏区有许多地方亟待改进,如保护文化与环境、落实真正的民族自治、尊重信仰、扶持在经济竞争中处于弱势的藏民,但这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框架内解决。这就像一对夫妻吵架,两人本来可以解决矛盾,有些外人却兴奋地鼓动一方‘离婚,离婚!’他们不是调解而是加剧和制造矛盾,甚至说不定在打人家妻子的主意。在达赖喇嘛本人不断声明放弃独立诉求时,那些吵着要‘解放西藏’的人,被道德优越感和虚假资讯蒙住了眼睛。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满怀豪情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其实他们应该先把自己从狂热和无知中解放。■《亚洲周刊》 09 mayo 多维专访常青(1):藏人文化正被汉人同化?2008年5月10日3:12:15(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怎样看待西藏独立分子追求独立的理由?藏青会扮演了什么角色?藏人文化正被汉人同化?多维社5月7日专访了美国北卡大学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常青,他认为,西藏与中国在文化、历史上都密不可分,西藏独立出去对西藏人来说不太有好处。 主攻中国佛教艺术的常青,曾担任华盛顿弗利尔艺术博物馆与美国国家美术馆高级访问学者,他从文化、历史上与多维社分析西藏问题。
在西藏问题中,藏青会是一个代表。该会认为,西藏原本为一个独立国家,藏族与汉族在文化、语言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该会要求中国将西藏归还给他们。对此说法,常青认为不正确。
“西藏在历史上成为中国的一部份,已有八百多年了。长期以来,即使在八百年以前,藏族与汉族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想将藏族从中国分离出去很难。”常青也在博客上探讨了这个问题,他指出:西方学者认为,1951年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占领过西藏。因此,中国不应对西藏拥有主权,而1951年的占领只能是入侵。
常青分析,从前西方人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往往直接派兵、占领土地,认为如此才算真正将对方纳入自己的版图。
但中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与西方不同。“中国历朝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往往是采取遥领的方法,即让少数民族的首领亲自管理自己的人民,并保留自己的军队。他们则向中央政府称臣、进贡,中央政府也回赠他们物品。说实话,回赠的往往比进贡的要多得多。如遇外敌入侵,则由中央政府派军队抵御”。常青表示,中国过去对西北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均是这种管理方式。“其二,在元朝与清朝,中央政府均曾派兵入藏平叛或抵御外患。”
此外,常青也就西方认为的“汉族文化从来没有影响过西藏文化,所以,西藏不应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解释。 常青认为:“持此观点的美国学者不是研究考古与艺术史的,我可以理解他们的疏忽。从我的研究领域就能列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这种观点的错误,象汉藏两地的建筑样式,藏区的关帝庙,以及两地相似的绘画题材等。”与此同时,藏族文化也影响着汉族文化,如在汉族地区的一些喇嘛庙、石窟造像、壁画等,以及在汉地制做的大量的藏风单体佛教艺术品,包括唐卡、金铜佛像、佛教法器等。有的艺术品则是融汇了汉藏两种风格。
受汉族文化影响的藏人,是否许多人希望独立?常青表示,他接触的藏人有限,但只听过一位年轻姑娘有此想法。 “我在大陆有一些西藏朋友,包括大学教授、政府工作人员、学生和几位活佛。我也曾帮助调查了一所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受那里的活佛邀请,为他们拍照片与出版关于其寺院文化的书。在我认识的这些西藏人中,只有一位在北京的21岁的藏族姑娘明确地告诉我她支持西藏独立,其他人没有对我说过这种想法。同时,这位藏族姑娘很喜欢汉族与藏族文化,她工作的地点就是一个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司。但是,这位姑娘的爸爸并不主张西藏独立。我跟这位姑娘谈过多次,对她说:做为一个汉人,我可以理解你支持西藏独立的理由,但西藏独立后对西藏不太有好处。西藏的问题跟汉族地区的问题是一样的,将来汉族地区的问题解决了,西藏问题也就解决了,因为汉族内部的缺点也同样发生在西藏问题上。”
常青对多维社表示:“西藏若不独立,还能接受中国现代化教育与资金的帮助。藏人不提倡现代化的教育。那位藏族姑娘的父亲曾跟我说:他很佩服汉人,因为汉人在五四运动时就觉醒了,但西藏人到现在还没觉醒。我问为什麽,他答道:因为西藏人到目前为止不重视现代化教育,仍然重视传统佛教的教育。”
常青说,他去过藏区,了解所谓的传统教育是什麽样子,它与现代教育格格不入。“这位父亲说,这样下来,这个民族谈不上觉醒,也谈不上强大。我认为这番话是对的,藏人在与汉人交往中,会不断受到现代化教育的影响,对藏人是有好处的。同时,中国政府对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有一系列的教育优惠政策。比如:政府专门建立了许多民族学院或民族大学,让少数民族学生在那里学习与他们本民族有关的知识与现代化知识,那是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地方。还有,在报考所有大专院校时,少数民族的学生优先录取。打个比方,我当年考北京大学时,要够510分才行。但少数民族学生只要470分就够了。”
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虽然在西藏投资大量金钱,但却因为不重视藏族文化和语言,藏人因担心传统流失才引发不满。常青觉得藏人语言、文化被汉人同化的说法,不是个大问题。
“汉人在1950年代以来援助西藏太多了。而文化、语言的危机最高峰应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汉人过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西藏犯了很多错误,这些错误,新一代的汉族年轻人不知道,因为这些错误当时在国内主要媒体上没有报导过,在教科书中也看不到,只在一些半官方办的杂志上可见到。”常青解释:“但类似的错误在中国大陆的文革时期太普遍了,如斗争、迫害、抄家、毁坏文物、拆毁寺院等等,连十世班禅大师也被捕入狱(1968-1977年,他与当时主管民族宗教工作的习仲勋、李维汉一起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达九年之久)。”
“我到美国后与一些大陆学生谈过,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在汉族地区发生过,那麽在西藏也发生便可理解,不算什么。这完全是站在汉族的角度来说的。但我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觉得同样的悲剧发生在西藏,问题会严重得多,因为文化大革命不是藏族人自己发起的,而是汉人引进西藏的。当然,具体做时,大部分是汉人鼓动藏族人自己做的,不是如西方观点认为的,都是汉族的红卫兵亲自干的。”(未完待续) 奥运火炬抵藏区前夕/方德豪/亚洲时报奥运火炬抵藏区前夕:北京达赖决定恢复会谈 撰文 方德豪 亚洲时报 2008/05/08, 周四 达赖喇嘛的特使甲日·洛迪5月8日发表声明,表示已跟北京方面达成双方将进一步举行正式会谈的共识。他指出,将于近期敲定举行近六年来第七轮会谈的日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达赖阵营宣布正式会谈日期在近期敲定之际,奥运火炬也首次被带上珠峰峰顶。奥运火炬将在下月经过云南藏区、西藏自治区及青海藏区。中国政府曾多次重申,达赖必须以“三个停止”(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作为下一次会谈的先决条件。因此,估计双方急于敲定会谈日期,可能跟奥运火炬传递有关。 甲日·洛迪的声明,也简略提及他们提出过的建议。据指出,他们要求停止在西藏的镇压,呼吁释放被关押藏人,要求北京让受伤者得医治,让包括传媒在内的访者到访西藏。他们也要求当局停止使藏人深感不满的“爱国再教育”。当然,达赖也一再否认策划“破坏北京奥运”。 声明指出,在5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斯塔5月4日在深圳与达赖阵营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于深圳市进行“接触”(即是不算是正式谈判之意)时,彼此也提出若干“具体建议”。甲日·洛迪指出,有关“具体建议”可作为未来讨论议程的一部分。 在声明发表前一天,甲日·洛迪在5月7日向达赖和桑东仁波切等其阵营的高层领导人简报了5月4日跟中国政府交流的内容。似乎,在这三天,北京及达赖方均已原则上同意,没有向外透露的“具体建议”可纳入议程,因而会谈日期也能够在近期敲定。 也就在达赖方面开会之时,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于5月7日公开表示,中国中央“对同达赖方面接触商谈是严肃和认真的”。据声明指出,达赖方面有人“对中国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的怀疑有所增加”。因此,胡锦涛的公开表态,似乎是要为达赖方面减压;所以,声明也特别正面肯定了胡锦涛的发言。 声明也提到,自2002年以来曾跟中国政府举行过六次会谈的甲日·洛迪,曾向中国政府要求5月4日只有当事人在场,没有随从跟著。这说明甲日·洛迪在5月4日的接触时,应曾向中国政府谈到一些极为敏感,由达赖本人直接向中国反映的问题。 声明指出,正因为过去六年来,甲日·洛迪跟朱维群、斯塔建立了“长久的关系”(long relationship),双方才有可能在“友好及尊重对方”的气份下,举行“公开及坦诚”的讨论。特别是,甲日·洛迪的声明以“紧张及严重” (tense and grave)来形容刻下的西藏局势。 达赖曾公开表示,若然不能控制藏人的过激行为,就会引退。部份激进的年青派系也公开质疑达赖所代表的“中间路线”。像甲日·洛迪本人,就一直遭到部份激进藏人的猛烈抨击。欧盟议会4月10日曾通过决议案,要求中国跟达赖展开对话,作为西方领袖不去抵制北京奥运8月8日开幕式的一个前提。既然双方各有所需,双方实在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转危为机。 08 mayo 联合早报 民众公愤不等于极端民族主义五柳村编者的话:就我所见,本文对此次海外华人(不单是留学生)向宣扬西藏独立和冲击奥运的行为表示抗议的评价,比较公允。而如作为中国人,看见主要是西方人在那里呼喊西藏独立(藏人很少参加,而且现在连达赖喇嘛也一再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却无动于衷,倒是奇怪了。--2008/05/08 作者:李云舒 据星岛环球网>>看中国>>2008-05-08来源:联合早报 近日,中国海外留学生因不满外国媒体对于西藏暴力事件的报道,举行示威游行活动。中国内地民众也因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时受到袭击,开始抵制家乐福。网 民自发签名要求CNN评论员道歉。然而,有部分舆论把这些留学生、中国民众以及网民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要求抗议者理性处事。对此,我感到十分不 解。 我认为这些抨击抗议者的舆论对于“民族主义”,有着错误的理解。他们把民众出于义愤的正当抗议和部分过激的行为都模糊地概括为一体,并将之等同于“民族主义”,是十分虚伪的举动。 首先,何谓“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认同,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对于自己的定位起着很大的作用。民族主义分为两种。一种为积极的,一种为极端的。积极的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尊严受到无视以至践踏的时候,去捍卫它。 极端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在二战时日军便是持有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心态——凡是自己民族的,便一定是对的。这样的态度固不可取,但若将其与积极的民族主义混淆,以偏概全,便太肤浅了。 在西藏事件上,西方众多媒体对于中国的抹黑,大家有目共睹。某些藏独分子对无辜平民使用暴力手段,造成死伤。对此西方媒体一笔带过,或是根本没有报道。 藏独极端分子以这样的手法“希望达成自己宿愿,保护自己的文化”。但很明显的,他们是在以暴行恫吓,试图把其他民族赶出西藏。 然 而,西方媒体对西藏骚乱造成无辜平民死伤的事件只作轻描淡写的报道,根本没有加以谴责。这岂不是在默默支持那些制造骚乱的极端藏独分子对其他族群的暴行? 当暴力分子为寻求“自由”而展开暴力行动,便是自由战士。当民众自发提出抗议,一些西方媒体记者却又跳出来,称其为偏激的民族主义,要求其克制,这是否昧 于成见,而对中国作出不实、不公正的指责?加上一些媒体和政客,也对中国对西藏领土的主权提出质疑,以致引发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出自义愤的抗议行动。 不错,一些网民言语激烈,但既使情绪化,其基本立场依旧明确有理。只要是在法律的框架下,他们便应该拥有言论自由。若是他们之中有人有任何不当过激行 为,司法自会处治。更何况,有过激行为的人属于少数。中国群众和海外华侨的公愤,大多诉诸于口诛笔伐以及和平的抗议示威,而且这也是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 抹黑激发出来的后果。 在“言论自由”前提下,绝大多数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并没有使用暴力,他们举行抗议游行,目的是要让当地民众了解历史真相,看到新旧西藏的对比,以揭发媒体的不公。这和偏激的民族主义根本牵扯不上关系。 我认为,西方媒体的舆论犯了两个错。第一,对民族主义有着模糊不清甚至错误的理解,往往过于强调民族主义的极端性。第二,把这次民众抗议偏差报道与不公 平舆论的义愤行为,概括地贴上“偏激的民族主义”标签,对其冷嘲热讽。如果西方媒体和政界人物,能够冷静地聆听和细思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愤慨的原因,这对 现在的形势会更有帮助。(作者 李云舒) 01 mayo 新闻周刊 西方对西藏问题存在重大误解来源:
美国《新闻周刊》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2008-04-30
近来围绕奥运火炬和西藏问题引发的危机,代表着一种巨大的碰撞:沾沾自喜的西方世界观与10亿多中国人的看法截然不同。除非西方领导人着力去理解中国人的观点,否则摩擦很可能会加剧。 据当前美国和欧洲的说法,在西藏和其他地方爆发的民众抗议完全正当。示威者在推动一场道义事业:把贫穷的西藏人从共产党政府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那些决定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欧洲领导人,理应为他们的勇敢姿态而受到赞誉。 中国人的看法则与此截然相反。但在谈到这一点之前,最重要的是要澄清西方的一个重大误解: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认为中国对抗议的愤怒反应——如今在中国引起了针对西方产品和企业的大规模抵制运动,是官方媒体操控和信息控制的结果。西方人认为,如果中国公众能获知事实真相,他们的态度会完全改变。这是个巨大错误。 其实,当前针对西方的最强烈的怒火,恰恰来自在西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可以获得准确的信息。今日中国享有最有效的治理,其精英有才智、受过良好教育及富有经验——这恰恰是美国CNN的杰克·卡弗蒂所描述的“暴民和匪徒”的反面。 中国人之所以这样生气,是因为他们相信西方的抗议与人权、西藏、达尔富尔毫无关系。中国人认为,西方的真正动机是否认中国因巨大成功而应得的庆贺。在这种观点看来,西方人不能忍受中国努力想举办一届最好的奥运会,这样一场盛会将生动地显示权力如何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这将是不可容忍的,因而美国人和欧洲人总要找到一些办法破坏奥运会——如果西藏和达尔富尔问题不够,他们还会找出其他的法子。正如一些在西方留过学的中国朋友私下对我所言:“这纯粹是种族主义。西方无法容忍中国成功。”中国对西方的怀疑完全是有道理的。 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对美国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人实施种族屠杀的人,如今开始指责中国对西藏的做法。此外,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监狱以及欧洲对华盛顿特别引渡计划的默许,都严重损害了西方的信誉和合法性。 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西藏人获得了中央政府的特别优待。在令所有中国人遭殃的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对这个地区采取了更务实的政策。修复被毁坏的宗教场所,重新开放寺庙,允许新的喇嘛加入,藏语被更广泛地使用。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有700年历史,从元朝就开始了——这也是“西藏自由”口号令他们愤怒的一个原因。此外还有苏联领土的四分五裂和西方在19世纪如何攫取中国领土的记忆,这也是中国人疑心重重的原因。 真正令中国人愤怒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奥运抱负明显缺乏理解。2005年,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敦促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北京奥运会是用于表明中国愿意这样做的一个象征,中国人期待他们的努力能得到热情的欢迎。但现在大多数西方领导人似乎有意当面拒绝北京。可悲的是,这只会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西方未能认识到这一事实,这表明了其长期战略思想的严重失败。 如果欧洲领导人真想显示政治勇气,他们就应该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样做会鼓励中国更开放和融入世界。 迄今,只有一个西方大国的领导人表现出了不可或缺的勇气和远见:这就是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但愿来自其他大洲的许多领导人能加入到他的行列之中。否则,这将会让欧洲日渐和世界愈发格格不入,难以融合:这是一个悲剧,但是欧洲人自找的。(作者 Kishore Mahbuban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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