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用实力说话：2012年两岸谈统一
2008年11月25日13:22:15(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谢盛友来稿／胡锦涛平民出身，俾斯麦贵族出身，他们具有相同的性格，相同的作风，相同的智慧。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 )是一个贵族，心中充满着贵族的荣誉与责任；俾斯麦又是一个建筑大师，深知帝国大厦的稳固在于底层的坚实。然而俾斯麦又是一个胶片冲印师，他心中只想把普鲁士放大，却从未想过去拆散大厦，重新组装。

于是乎，他以对国家的忠诚与贵族的荣誉创建了国家的上层，使得容克和军队成为国家的支柱；他又以贵族的责任心深知，保卫自已领地上农民的小康与安全是自已的责任和义务，于是他将这责任放大，成为国家的福利，俾斯麦通过立法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法》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罩住了千千万万的贫困者，浇筑了一块雷打不动的坚实基础，把巨人炼成了钢筋铁骨。

可以这么说，整个德意志，实际上就是俾斯麦这个人的天才杰作和精心布置，他成功打造了帝国大厦的坚实基础，塑造了德意志人特有的独特性格，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狂风骤雨，虽然经历了被一分为二的沉重打击，可是依旧岿然不动。

胡锦涛平民出身，祖籍安徽绩溪，生于江苏泰州姜堰市，其曾祖父胡沇源、祖父胡炳衡和父亲胡增珏皆为经营茶叶的小商人。现在江苏省姜堰市坝口南街中心广场雕塑对面的一堵墙，是胡锦涛的父亲胡增珏（又名静之）当年的胡源泰茶叶店遗址。母亲李文瑞在胡锦涛7岁时去世，年仅29岁。胡锦涛是家里独子，他有两个妹妹胡锦蓉和胡锦莱。胡锦涛的夫人刘永清是胡锦涛清华大学水利系1959年级的校友，他们有一子胡海峰，一女胡海清（又名胡晓桦）。

胡锦涛有亲民风范，心中充满着大国元首的荣誉与责任，深知中华大厦的稳固在于底层的坚实。胡锦涛心中只想把大中华放大，却从未想过去拆散大中华大厦，重新组装。他以大国领袖的责任心深知，保卫自已领地上农民的小康与安全是自已的责任和义务，于是他将这责任放大。

200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提出“党与腐败水火不容”，“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并首次提出“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以及“增加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法国大革命时期立宪派领袖之一米拉波伯爵(Gabriel Mirabeau 1749 -1791)说：“别的国家都拥有一支军队，而在普鲁士却是一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是普鲁士立国过程建立管理制度、发展经济的需要。普鲁士要想崛起，争得欧洲大国的承认，拥有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是题中应有之义。战功与均势是那个时代外交政策的正常手段，谁都不例外。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19世纪50、60年代，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已得到迅猛发展，德意志已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化国家。1870年，其工业生产已超过法国，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的分裂状况已成为阻碍德意志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在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时，1862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宰相，开始了统一德意志的进程。

俾斯麦用实力说话，他终日辛劳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平衡普鲁士之实力和需要。当时的普鲁士王国，要么维系现状、满足于梅特涅体系所带来的在神圣罗马帝国内与奥地利相当之特殊地位；要么尽可能地开疆掠土，像俄国一样实行霸权政策，建立广泛日耳曼人的共同帝国；要么学习英国，把目光放到海外，进行扩张，夺取发展空间；要么统一德意志邦联为帝国。

俾斯麦选择了统一德国。威廉掌权后就决定以武力统一全德，但是君主的野心通常没有节制，所幸，他任命谨慎自制的俾斯麦为宰相使国家的根本目标始终维系在统一德国的方案。确定国家根本战略目标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是否集中、明确、合理、有效。统一德国比盲目的领土扩张要明确、集中、合理和有效。当时，普鲁士的确有很多利益目标需要实现，但是只有统一德国既是大势所趋又是战略需要。而且这样的对外目标也与普鲁士所拥有的实力大致平衡，因为举世闻名的普鲁士征兵制和参谋总部体制之军事改革大大增强了其陆军实力，战斗力位居列强之首。“普鲁士道路”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这些共同使普鲁士的实力大增，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外，十分善于玩弄政治平衡术的俾斯麦也保证了各种手段间的大体平衡。

如何统一德国？像撒丁王国那样依靠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还是由有国会有宪法的政府来自由而温和的通过改革自上而下进行？俾斯麦统统排斥，他以铁血为基础的王朝战争形式统一德国。俾斯麦认为“德意志的统一不是空谈，而是要用铁与血”，即普鲁士必须以武力来统一德意志。为此，这位被称之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为统一德意志，对内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以军事力量作后盾施展外交手段，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接受加冕，成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德意志长达952年的分裂状态，从此，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在欧洲崛起。

胡锦涛用实力说话，他终日辛劳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平衡中国之实力和需要。要么维系现状；要么实行霸权政策，把目光放到海外，进行扩张，夺取发展空间；要么统一中国。胡锦涛选择了统一中国。2005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投票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从法理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胡锦涛《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颁布断绝了法理“台独”和外国势力干预台海事务的法律根基。胡锦涛的外交作风不在以美国为完全的中心来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逐渐转向多元，多重点的，全方位外交战略。

胡锦涛用实力说话，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战略转变的物质基础。国家权力是国家行为能力的基础，没有强大实力作为基础国家的行为就受到限制，外交战略也无法实现。中国国力提高，现在中国的GDP位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为此中国尽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国际政治就是用实力说话的。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我们的确有很多利益目标需要实现，但是只有统一，既是中国的大势所趋又是中国的战略需要。中国的工农业继续发展，逐渐迈向世界工业强国，中国的分裂，无疑成为阻碍中国国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统一，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历史是英雄的历史，俾斯麦无疑是历史英雄。外交在国际关系史上的作用举足轻重，俾斯麦在国际关系史上把外交的技艺运用得娴熟且精致。俾斯麦告诉我们，在大部分情况下外交可以解决国际关系中的大部分问题，剩下的就得交给战争去完成。历史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变的原则，除了实力和能力，没有任何国家是不可以结盟的，也没有任何国家不会成为本国的敌人。俾斯麦为我们写就了范例，他的能力超出了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俾斯麦高明的手腕、纵横捭阖的国际关系、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的确属于他自己的光荣。

历史是英雄的历史，胡锦涛无疑将会成为历史的英雄。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胡锦涛将卸任，这是海峡两岸最关键的一年，若马英九再次赢得大选，没有连任压力，两岸的政治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何统一中国？胡锦涛选择和平统一中国的道路。2012年，胡锦涛有可能在大陆沿海地区设立两岸政治特区，在特区里由国共一起共同管理政治、经济事务。军事外交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2年，胡锦涛有可能解除党禁、开放组党。马英九曾在洛杉矶表示，若大陆开放党禁，国民党有兴趣到大陆发展，“民进党我是不敢讲，国民党一定会去！”(马英九原话)。

不过马英九也说，要大陆容许国民党到大陆运作，恐怕短期内不易实现，大陆仍未开放反对党成立，如果有这么一天中国国民党到大陆，可能也是个反对党，因此要（大陆）容许自由组党后才有可能。马英九举例说，东西德在一九九○年完成统一，东德崩溃，西德当时有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与自民党，分别到德东地区招兵买马，之后德东地区选举出的首任总理，就是当时在德东地区的基民盟，此例可以提供参考。

按照胡锦涛的政治智慧，海峡两岸政府之间2012年很可能签署中国两岸统一共同条约，确认追求统一是两岸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中国国家的概念和法人人格仍然源自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而来。两岸签署的共同条约很可能包含如下原则：

一、统一是整体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二、两岸的中国彼此不是外国；三、共同条约是政治及历史行为，完成之后就要透过法律行为来完成。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统一，绝对不是德国模式，也不是越南模式，更不会模仿两韩的做法。

写于2008年11月23日星期日，德国班贝克

倍可亲京港台时间：2008/11/18　 消息来源：新闻周刊

Newsweek：中国是世界上最紧张的社会 本文网址：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08/11/18/18775.html
　　在8月9日，在2008年奥运开始12个小时后，47岁的唐永明（Tang Yongming）在北京鼓楼杀死了一名美国游客，然后跳楼身亡。死者之妻及导游受伤。

　　唐永明仍然是一个谜。五年前试图帮助唐永明找份新工作的社工王永先（音译，Wang Yongxian）表示，唐永明没有一点不正常的地方。王永先的同时徐国锋（Xu Guofang）也表示，“他不是‘相对’正常。他就是正常人。”

　　在8月的时候，唐永明的正常令人感到安心：当局迅速指出他不是恐怖分子，奥运继续举行。但真相可能更令人心忧。失业、离异、唯一的孩子又是个败家子， 这些摧毁唐永明的麻烦事在全中国太常见了。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紧张的：三十年的改革粉碎了中国的保障网络，社会转变得面目全非。正因为如此，中国领导人在 准备纪念邓小平资本主义改革三十周年同时，疯狂地给经济投入超过五千亿美元，希望避免衰退。

　　他们有理由担心。经济学家说中国的GDP要有7.5%到8%的增长才能满足提供新就业的需要。劳工动荡在全国爆发：今年中国半数玩具生产商破产，数以 百万计的工人走上街头，与此同时，出租车司机发起暴动。唐永明也面对他们所面对的那种挫折感，他的故事揭示中国表面之下沸腾的紧张。

　　唐永明生于1961年。那时生活艰苦，政府极权，但很多贫穷弱势的中国人仍然怀念那些“铁饭碗”的日子——毛泽东保障大家有工作，有住处，有基本的社 会服务。后来的改革带来空前的繁荣，但竞争也是残酷的。中国的自杀率是美国的两倍多（中国每年每10万人中至少有 23人自杀）。上海精神健康中心最近报告说，在过去十年，这座城市的抑郁症发病率翻了两番。像唐永明这样上了年纪的中国人特别受冲击。在毛泽东时代，他们 即使身无分文时也还有一点自豪感；如今，钱就是一切。

　　心理学家魏治中（音译，Wei Zhizhong）称：“有人很愤怒。他们觉得他们为这个国家作出贡献，应该受到更好的对待。”

　　在八十年代处，唐永明处于人生顶峰期，自豪地就职于杭州仪表厂，单位给他分了房子。他和一位女同事结了婚，人们说者两夫妻很幸福。两人的儿子在 1987年出生，这是他们唯一的孩子。“独生子女政策”让几千年的儒家教诲来了个大逆转：根据零点调查（Horizon Research）的调查，在很多家庭里，祖父母最没有地位，而孩子地位最高。媒体上充斥着吓人的故事：“小皇帝”提出横蛮要求，父母如奴隶般奉献，无法 控制自己的孩子。邻居们说唐永明的儿子唐文骏小时候不大听话，但那时候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事故。

　　在1999年12月，仪表厂的母公司被政府卖了。新的老板吸收了包括唐永明在内的两千多工人。一切都变了，新老板开始关掉旧的、不赚钱的生产线。作为 一名熟练机床操作员的唐永明变成一名普通的看厂人。在2003年，唐永明的妻子下岗，到那年12月，公司劝唐永明提前退休。如同普通失业夫妻一样，唐永明 和妻子开始吵架。两人于2005年6月离婚。

　　在毛泽东时代，离婚是很少见的。但如今离婚率猛升。仅在去年，离婚率就增至18.2%，而同期的结婚率仅增长12% 。社会紧张、期望值提高、宽松的规定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唐永明2006年再次结婚，不过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两个月。

　　在婚姻失败之后，唐永明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孩子唐文骏身上，决心给他最好的一切。然而儿子好吃懒做，曾因诈骗被当局拘留十天，今年3月又因盗窃被 判入狱六个月，不过获得缓刑。在鼓楼案之后，警察把情况告诉唐文骏，据消息人士称，他完全没有表情。（作者：Melinda Liu；文章标题：鼓楼上的谋杀案；在新闻周刊网站Top 10处，该文的标题显示为china: the world's most stressful society）

中国客观冷静，用美元对美国发号施令（图）

倍可亲(backchina.com) 　　德国之声/日前，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推出了就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世界24个国家的调研专题报告。其中关于中国的专题调研报告由该基金会驻北京的专家撰 写。德国之声记者在此将主要内容作一个归纳。报告谈了中国对当前危机的态度、看法、措施，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和未来的地位。

　　阿登纳基金会研究的24个国家分别为：亚洲4国（中国、印度、印尼、泰国），拉美5国，非洲5国，欧洲8国（法、英、意、罗马尼亚、乌克兰等），再加上美国和欧盟。关于中国以外其它各国的报告可点击下面的链接详细阅读。这里只摘要介绍关于中国的内容。

　　

　　

　　中国客观冷静，不指责他国

　　报告指出，这次金融危机引起了中国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平面媒体和电视都给予大量报导，互联网上网民也积极参加讨论。

　　报告说："中国的政府官方看法中没有指出应由一些西方政府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承担责任。也看不到对资本主义容易遭受危机的明确证明的自我满足和 幸灾乐祸。""至于对中国人来说是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民主制度好还是社会主义好，诸如此类的与当前金融危机相关的制度辩论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展 开。这个制度问题在中国总体上也不象西文猜测的那样放在议事日程上。"

　　"发表的言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明确指出，中国不能摆脱危机的影响。""从这一点出发，人们不断强调与外国其它重要力量的合作和责任的承担。"

　　中国受的影响相对较小

　　报告认为，中国有一系列的优势，使它受影响的程度较小。中国的国有银行虽然仍有呆帐坏帐，但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大大减少，目前只占全部贷款额的1.8%。而2007年6月时还有2.45%。此前的比例就更大了。

　　中国对自己的经济形势的估计与西方对它的估计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认为，不需要为减轻银行负担而象西方国家那样由国家拿出大笔的钱来。中国经济的相对稳 定，人们提出的理由包括：雄厚的外汇储备（1万8千亿美元）；高储蓄率（经济总体的储蓄率达50％，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储蓄率据不同来源在16－25％ 之间）；仍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还有就是，中国已经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开发内需上。目前出口只占中国国民经济的16％，今后还会进一步缩小。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受到影响，并将继续受到影响，但与其它国家比还是很高的：中国各经济研究所估计今年的增长率将在9－10％之间；2009年将降至7.9%；2010年甚至将降至7％。

　　为什么要支持房地产市场

　　报告指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需求在2007年第4季度就开始下降。

　　中国国内有很多人不能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支持房地产市场，不让房价下降太大（老百姓买房便宜）。这份报告是这样看的："建筑业和对房地产的投资是这 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对房地产业的措施要跟为平衡已经开始了的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的下降趋势而采取的刺激内需政策放在一起看。"

　　中国在解决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中国是否应该为国际金融危机作出大贡献，怎么作出贡献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份报告认为："答复是明确的：根本不予考虑中国跃入看不清的危机形势中去的问题。"

　　但是，不管出发点是解决金融危机还是利用金融危机，或者其它什么原因，中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实际上已经程度不同地卷了进去。这份报告举了一系列的例 子。一是中国投资公司2007年12月来持有美国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9.9%的股份，当时，中投公司花了50亿美元。但现在的价值已经所剩无几；二是中投 公司 2007年注入美国黑石公司30亿美元。当时中投占有这家公司1亿零100万股股票，每股价格为31美元。现在每股只值9美元了。所剩价值不到当初的三分 之一。尽管如此，中投的子公司今年10月中再次出资购买黑石股份，目标是达到占该公司股值的12.5%（现在美国批准的是9.9%）；三是平安保险公司投 资17亿美元，购买了比利时荷兰金融企业Fortis的5％股权，现在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这笔钱；中国发展银行受到英国Barclays Bank股值剧跌影响，失去大量投资。

　　中国开始对美国发号施令

　　报告跟许多媒体和专家一样，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会成为危机中的赢家吗？报告的结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它受金融市场危机影响较小的优势和它的外汇储备，以克服危机的负面影响，并获得对世界经济的更大影响，这是符合竞争的逻辑的。"

　　作者只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逻辑"：在美国后来面临破产的抵押银行Fanny Mae和Freddy Mac中，中国至今年年中时还有376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自从这两家金融机构情况明显不妙后，今年7月以来，中国减少了在这两家25％的投入，这"导致 了这些金融机构的股值狂跌"，迫使美国政府最后出巨值来拯救。"中国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美国政府拯救这两个金融机构。"施压的手段是，中 国威胁要把美元储备换成欧元。"

　　具体地说，该报告认为，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CASS）所长发出的一份电子邮件，这位所长在邮件中威胁道："假如美国政府让Fanny和 Freddy崩溃，不给予国际投资者以相应的补偿，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报告继续说："在这个意义上，CASS扮演了'非正式政府发言人'的角色。"

　　报告说："地缘政治由西而东的重量转移是相当长时间来已经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在广泛的中国观点中，这个进程将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加速。"

10月29日起，这里（一泓请水）的来访者从一百多减到只有十几到五、六人次。
初以为或因国内无法来访问，但在2008/11/2 19:38:24来了一位。

近两日主页访问量也减少了约百分之四十。

什么原因不清楚。曾有网友留言说，现在大家心情不好，网都懒得上了。
果如此，值得注意。没有发泄抒解的正常渠道，很可能走向暴力。

[补充]今（3）日北京时间19点多，发现国内版首页打不开。但查访问记录，此时国内的访问者不少：

	IP(点击查看更详细地理位置)
19:51	湖北省武汉市	59.173.128.66
来源	直接输入或书签
停留	http://www.taosl.net/
19:51	山西省晋城市	60.220.196.116
来源	直接输入或书签
停留	http://www.taosl.net/
19:51	四川省绵阳市	125.67.137.150
来源	直接输入或书签
停留	http://www.taosl.net/
19:48	北京市	222.129.24.217
来源	直接输入或书签
停留	http://www.taosl.net/
19:47	浙江省宁波市	221.12.38.100
来源	直接输入或书签

是在加拿大打不开。应当是技术故障吧？这一阵出得不少。当继续观察并请教行家。

19:59能打开了，但这种中断，当然会影响访问。

中国官官相骗何时了
2008年10月13日5:59:7(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东方日报神州观察/近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庆强直言，某些地方政府为迎接检查，弄虚作假，欺骗上级，糊弄媒体。周副主任说，他们去检查一条河涌的整治情况，发现河多了很多鱼，当地官员告诉他们，因为河水变清了，所以鱼儿也来了，谁知后来群众反映说，那些鱼全是当地官员放进去的。

周副主任还透露，被检查单位发给媒体的材料和发给上级官员的材料有不同版本，事先做了“净化”，发给官员的是汇报材料全文，发给媒体的却把反映问题的部分全部删除了。

应当说，为迎接上级检查，下级费尽心思弄虚作假，在内地官场已经不算是新闻。周副主任列举的这些事情，也不鲜见，内地媒体早就频频披露。但作为官场中人，周副主任一语道破官场潜规则，还是引起人们关注。

为迎接上级检查，很多地方政府费尽心思，精心包装出专门用来迎接检查的专业户。经过当地官员的培训，这些专业户早就熟练掌握了迎接检查的技巧。上级来检查时，当地政府就会安排检查团到这些专业户家中，这些专业户只会说上级官员喜欢听、又不给当地政府抹黑的话。检查团听到的话，完全都是当地政府事先设计好的。

精心安排　蒙骗上级

在当地政府的重点“支援”下，这些专业户家庭富裕，生活无忧无虑，形势一片大好。检查人员看到的情景，根本不是当地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

近些年来内地不断爆出这类新闻。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安徽省阜南县的一户村民，在两个月内，这户村民先后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七次慰问，包括阜南县副县长到安徽省委书记、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在内的几十名政府官员，先后来到这户村民家中，被人称为“最牛慰问专业户”。

最令人惊叹的是连胡锦涛也在其中。今年一月，胡锦涛到安徽视察，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胡总在这户村民家中喝冰冷的自来水的镜头，当时曾令无数国民感动。但后来人们却发现，原来胡总也未能逃脱这一魔咒，照例被安排到这户慰问专业户，听到的照例是早已设计好的话。不知道胡总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心中作何感想？

除了胡锦涛，温家宝和当年的朱镕基总理也都受到这种“招待”，先后走进地方官员设计好的骗局。可以说，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内地官场的一大顽疾，而且已经病入膏肓。

上级到基层检查，本是为掌握民情，为决策提供参考。但这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检查，显然不能掌握真正的民情。地方官员之所以要弄虚作假，原因很简单，就是怕暴露问题，影响官位升迁。

如果任由这种风气持续下去，不仅影响当局形象，而且会使当局严重脱离现实，出台的政策就会无的放矢，毫无实效。要解决这一顽疾，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将检查过程对所有媒体全程公开，由媒体监督官员的一言一行，而不是只让几个官方御用媒体跟随。在媒体监督下的各级官员，自然会小心许多。

2008年09月28日 14:48 中国新闻网发表《南洋商报：政令能出中南海！》，实际上还摘录有香港《信报》任慧文的文章，专门介绍了中国官场新一轮的问责风暴问题，提出为什么官员问责制阻止不了官员们前仆后继呢？。另外，《南洋商报》在9月24日和25日连载郑永年的《中国须舍弃自我击败治理模式》的也是讨论的这些问题，都看到要真正铲除腐败的土壤，仅仅依靠问责是不够的，还要建立健全深层次的监察体系，就要深化政治制度改革。 郑永年以举办奥运的成功为例说：记得孙中山先生把政治定义为“众人之事”。这里的众人不仅仅是被管制的对象，更是政治的参与者。只有当众人成为政治过程有机部分的时候，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跳出自我击败的现象。---五柳村，2008/10/04 下面是中新网的报道 南洋商报：政令能出中南海！ 　　中新网9月28日电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发表凤凰卫视评论员杨锦麟撰写的文章说，曾经有人认为，政令难出中南海。不过，从确保中央权威，维护稳定大局，加大问责力度的积极动态发展情况来看，政令能出中南海，也是观察中国政情的最新印象和结论。 　　文章摘录如下：今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党校秋季开学典礼的演讲中告诫学员们说：“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实力多强、资格多老、执政时间多长，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思进取，其创造力就会衰竭，生命力就会停止。 　　海外媒体也注意到，中国执政党在构建和谐社会，改善和提升执政能力的目标之下，也作出了令外界刮目相看的自我调整和自我约束。 　　这是一个执政党确保维持鲜活生命力和执政能力的必须。 　　对于近期涉及到高官问责的新闻，海内外的评价是积极和正面的，这说明大陆的官员问责制正在加大力度，也正在趋于成熟。 　　曾经有人认为，政令难出中南海。不过，从确保中央权威，维护稳定大局，加大问责力度的积极动态发展情况来看，政令能出中南海，也是观察中国政情的最新印象和结论。 　　中国整体形势仍然稳健前行，难免会有一些突发事件让人措手不及，但应该说，在不断学习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危机管控和处理机制仍是健全的，也在不断趋于成熟。 　　胡锦涛指出，管党治党任务繁重。香港《文汇报》社论的标题就是：整顿吏治，巩固国本。字里行间的沉重，我们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分量。 　　香港《信报》任慧文的文章，专门介绍了中国官场新一轮的问责风暴问题而指出，北京人士认为，最近一段时间多位高官相继落马显示，中南海如此“快 刀斩乱麻”地在问责上“动真格”，显示出整顿吏治的决心，也希望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北京高层也意识到，整治“特殊利益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已刻不容 缓。 　　文章认为，中国问题奶粉事件比非典事件严重，非典有天灾成分，问题奶粉事件完全是人祸，官员失职或渎职是重要根源。文章援引北京政界人士的话说，新的罢官文化，有助于促进为官者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文章承认，尽管此举对其他官员有警示作用，但仍难以从根本解决问题，就是说，仅仅强化行政问责，还远远不够。原因有二： 　　(一)中国的问责制只在事故发生后撤几个官员、关几个人，并未触及事故缘何发生的根本问题。事实上，每一件重大事故背后必然有官员、部门、机构围绕某一方的不当利益而趋向腐化，进而侵害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二)现行的问责制，多是在既得利益者中间抓典型，然后嘎然而止，放过了利益链上更深更大更黑者，往往是抓小放大，结果是祸害年年有，官员年年撤，但祸害未见减少反倒增加。 　　为什么官员问责制阻止不了官员们前仆后继呢？ 　　文章引述了北京政界人士的话指出，关键在于没有铲除适合贪官生长的土壤。 　　近年来爆发的一些重大安全事件，发生前早有征兆，也常有无畏之士冒险揭发丑闻，但最终地方政府被利益提供方摆平，媒体被地方政府摆平，重重黑幕 于是被权钱勾结摆平，摆平的接轨是国有资产流失，百姓性命丧失，官员人性消失。可见要真正铲除腐败的土壤，仅仅依靠问责是不够的，还要建立健全深层次的监 察体系，就要深化政治制度改革。

评天下：中国须舍弃自我击败治理模式(上篇)
2008/09/24 18:58:54南洋商报
●本报特约: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山西襄汾的山泥倾泻事件与河北的三鹿奶粉事件，很快把人们从奥运会的欢乐中叫醒过来。尽管这些年来，类似的事情频繁发生，但很多人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一个能够成功举办像奥运会这样重大国际盛会的大国，不能整治这样那样的恶性事件，并有效防止它们发生呢？

奥运会尽管是个体育盛事，但是它的组织则是涉及到国家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党政机构、各级政府和官僚机构，而且也涉及整个社会。奥运会的成功不仅检验了中国的组织者尤其是最高领导层对现存组织的整合能力，更检验了其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动员，奥运会会办得如此出色。

但是非常荒唐的是，正是这样一个能够集中各种力量干大事情的政治体制，就是整治不了山西频繁发生的人为灾难，预防不了也同样频繁发生的诸如三鹿毒奶粉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

尽管每次事件发生后，民众的怨恨总会洒向政府官员，也总会有不同层级的官员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官员的频繁更换并没有使情况有任何好转，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相反地在一些情况下，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就要求人们从更深的层次来看问题。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治理模式甚至政治模式中所包含的诸多自我击败因素。

政治与经济利益一体化

在这样的恶性事件上，差不多所有自我击败的因素，都可以和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的现状连接起来。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一体化有几种呈现方式：

第一，政府就是经济主体，或者说是企业的所有者。

第二，政府是企业的一部分，主要是政府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持有股份。

第三，政府是企业的后台老板。尽管企业并不属于政府，但政府则是在背后操作。

第四，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会促使政治自我击败。

这些年来，尽管中央政府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但要转换已经高度内化了的国内总产值主义谈何容易。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还是最重要的。

政府要的是经济成绩，地方的经济增长对官员政绩有好处，对地方官员的经济利益也有好处。只要地方企业能够为地方经济作出贡献，政府对企业的不义行为也就加以认可。企业出了事情，政府自然出来帮忙，为企业逃脱责任。

经济利益当前选择金钱

如果是涉及政府个别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关系，情况就会更加复杂。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企业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但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他们选择的总是金钱，而置国家的法律和人民的生命与不顾。

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能瞒就瞒，直到不能瞒或者瞒不住为止的行为，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就这次三鹿奶粉来说，3月中旬就已经知道消费者投诉，8月初就已内部得出结论，但9月份面对媒体却仍然矢口否认，声称“仍无证据表明婴儿患病与食用三鹿奶粉有必然联系”，而且居然还强调“三鹿奶粉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不排除竞争对手栽赃”等。

三鹿曾涉及大头娃娃事件

等到问题完全曝光之后，所有相关者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同样出来为自己辩护，把责任全部推到奶农身上。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个个都是受害者。

这次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也可以说是层层利益保护下的人为产物。4年前，安徽阜阳发生了“大头娃娃”事件。之后，有关媒体公布了阜阳市多家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黑名单”，其中，三鹿奶粉赫然在列。

评天下: 中国须舍弃自我击败治理模式 下篇 2008/09/25 18:01:56

但是没有部门和官员去关心这件事情，为质量和安全把关。倒是各个方面协助三鹿大搞公关，最终使三鹿从“黑名单”中除名。原因再也简单不过了，因为对质量和安全把关无利益可图，而帮企业攻关则就不一样了。

从各方面的报道来看，三鹿奶粉的纽西兰合作伙伴早就发现问题，并要求中方采取行动，但遭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拒绝。中国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草菅人命的行为方式，令人惊讶万分。

山西的各种人为的灾难也是这样。这些年来，山西不知道发生了多少灾难，死了多少讨生活的人们。中央有关部门也不是没有整治山西的决心，向山西派了一批又一批的官员。

利益使企业主官员冒险

在山西，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不同层级的官员因为这频发的工业事故栽了跟头。但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是使企业主和政府官员前仆后继地冒险。

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体化使政府“自废武功”，也就是自我击败。很多年来，政府的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规制型政府。就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来说，规制型政府的前提就是政府要从经济领域撤出来。

在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规制只能是左手规制右手，也就是说规制只能是自欺欺人，没有实质的意义。今年3月全国人大之后，中国开始了“大部制”的改革，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建设规制型政府。但从实际行为来看，很多现象是和规制型政府背道而驰。立法部门做一套，行政部门又有自己的一套，互不从属；不同层级的国有企业的垄断情况越来越严重，并且中国的企业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来规制谁呢？

规制与现实需要大脱节

除了政府和企业的不分，规制型政府建设的困难也来自于规制和现实需要之间的严重脱节。中国的规制制定者或者立法者这些年出台了非常多的规制和立法，但似乎没有一个规制或者立法可以实施下去的。

当然规制者和立法者可以把责任推给既得利益或者地方保护主义。但这显然过于简单。如果一个规制或者立法真正为社会所需要，那么就应当执行得下去的。中国的规制或者立法，要不没有，要不就是过于理想。例如近年来有关环保和劳动法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

很显然，如果一条意在保护劳工权利的法律，连劳工都不想接受的时候，就要应该反思这条法律了。规制和法律并不是越理想越好，而是要根据现实性。只有具备了现实性，才能够有实施的可能。

这些年最大的进步就是开始实行官员问责制了。但现在看来这个制度也是治标不治本。官员来来往往，但地方利益是永久的。在不改革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光是问责是远远不够的。

山西的情况就是没有因为问责制而得到改变。各级政府欺上瞒下的情况没有因为问责制而得到改变。问责制只是一种事后追求责任的办法，但要预防事情的发生就需要从改变基本制度入手。

需从改变基本制度入手

如何改革基本制度？这里要回到奥运会的成功。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是奥运会成功的主要因素。中国改革所产生的困难就在于改革者总是担心社会力量的兴起，不敢真正赋权于社会，包括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一会儿分权，一会儿集权，但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流动。

在社会力量被排挤在政治过程之外时，众人就仅仅是被政府和企业管治的对象。也就是说，一个把社会力量排挤在政治之外的组织，是没有任何向社会负责的内在机制的。即使产生了负责的机制，这个机制也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没有实质性意义。

记得孙中山先生把政治定义为“众人之事”。这里的众人不仅仅是被管制的对象，更是政治的参与者。只有当众人成为政治过程有机部分的时候，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跳出自我击败的现象。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强大与脆弱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8-09-25  

“中国的签证系统回到正常了，显然奥运会结束了。”9月22日《南华早报》社论版的漫画上，一洋一中两位光头老兄坐在酒桌旁的叙旧。

“是啊，污染和食品恐慌也回来了”。中国光头回应说。他们的头顶上方的鸟笼里，一只鹦鹉正带着防毒面具，笼外的小牌上写着：今天不用牛奶，谢谢。

世界上两个最引人瞩目的国家在九月陷入不安。美国人看着曾经自以为是“宇宙之王”的投资银行的崩溃；而中国，则从八月的胜利与欢呼，迅速转入悲伤、愤怒与恐慌了，升腾的神州七号都未能冲淡这些情绪。

从山西的尾矿库的溃坝，深圳舞厅的大火，到被污染的牛奶。那个高效运转、全民和谐的中国形象，一下子让位于冷酷与机能失调——政府冷漠傲慢，商界道德败坏，媒体监督缺席……无辜的人来被迫要承受这一切，即使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愤怒，都找不到宣泄的途径，更不清楚这种愤怒能否转化成某种有效的成果。美国的银行家只是丢掉工作，而中国的不幸者则丧失了生命。

神州七号的升天与肾结石的婴儿，是理解此刻中国的两个角度，它们映衬出两个完全不同、却彼此共存的中国。一个中国可以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举办最壮观的运动会、将人送上太空，创造高速的经济增长；另一个中国则无法教育好年轻一代，放任天空与河流被污染，漠视人的价值，甚至对自己的未来都毫无怜悯……

如果前一个中国是一台轰然向前的庞大机器，后一个中国则是它源源不断的燃料。而且，看起来它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前一个中国，由政府官员与在过去二十年中崛起的商业与文化精英们构成，他们彼此或许存在着某种利益上的冲突，却不复有观念与原则上的差异，他们将不受控制的政治权力，垄断资本获得的金钱与社会达尔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到了一起。他们为自己筑造了金色的围墙，却时时感到墙外的不安与躁动。金色围墙与墙外的躁动使他们既自满又脆弱，他们经常在傲慢与过度敏感之间的摇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们愈加头脑封闭，处于self-denial（自我否定）和self-deception（自我欺骗）之中。

而另一个中国则长期处于原子式的分散状态，他们缺乏自己的组织形态，也因此没有一致的力量。即使有一刻，他们因为群体的愤怒，而发出了声音，表现出力量，但这总是昙花一现式的，它注定难以持续。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已潜移默化接受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只希望自己能在这场拼搏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早日摆脱眼前的现状，或者有朝一日进入金色围墙之内。他们也容易受到操纵，多年的宣传教化既使他们对一切嘲讽，也同样使他们极度轻信。他们与其说是真心相信什么，不如说因为匮乏的生活，而主动选择了相信些更缥缈的东西，作为调剂生活的需要。

而曾被期待的中产阶级们，依偎在金色围墙周围。他们或许充满抱怨，但仍强烈的期望保持现状，以保存自己刚刚获得的一切。除去他们自己那个小世界，他们什么也不关心。

腐败、污染、公众事故、贫富差距，此刻的中国既受困于这眼前重重挑战，更受困于勇气与想象力的丧失。整个国家正像是一个身形庞大、内心焦灼、头脑幼稚的巨人，既轻易的为一些表象而兴奋不已，也不断被身上的各种疼痛而坐卧不安。她意识到问题的最终症结，但是它从来不敢正视这现实，或是大胆设想另一条轨道。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沿着原有轨道向前，终有一日会出现问题。但是金色围墙内的人将自己的家人子女送往了别的国家，然后开始自我欺骗与原谅，或许最努力做的是拖延它出轨的时间；而剩下的人们，则深感无力，或许唯一的期盼是，下一个掉出轨道的不是自己，因为他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不幸故事了……

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之外，你看到的是前一个中国，它日益强大、富有希望；如果你生活在其中，那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但是那些乐观者总倾向于将之视作“成长的代价”。在你成为这代价的一分子之前，你很难意识到这“代价”到底是什么？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上周六早上，当我正在吃早饭，并为是不是该喝掉冰箱里的那盒蒙牛牛奶而发愁时，突然接到了一个中国朋友的电话。他也正在和我想着一样的事。

他生气地说，“老包，这毒奶粉的事真让我为身为中国人而感到丢脸，。我对政府很失望，对人民很失望。中国就跟津巴布韦似的，真是一场灾难！”

最近的确有不少关于毒奶粉事件的评论，认为它揭示中国社会“没有道德底线”，“社会风气太坏了”。尽管我也感到担忧，但在我看来这些悲观的观点有些夸大其词了。

我回答这位老兄说：“大跃进後的饥荒是灾难，文化大革命是灾难，但是过去30年中国还是有不少进步的。再说，有麻烦的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看看华尔街吧！”

这两大灾难的确值得比较比较。在毒奶粉事件中众多婴幼儿生病甚至死亡，的确令人痛心。直接用婴儿们的健康作赌注，似乎比最恶劣的金融犯罪更让人唾弃。同时，在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是违法的，而华尔街上的危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则是由合法的交易引起的。

然而我越比较这两种危机，便越认为两者本质没有区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发生在美国和中国的这两起危机在核心因素上非常相似：参与者追求眼前利益，不计长期的负面结果。同时管理机构未尽其职，未能保护无辜者受害。

先说奶粉事件吧。那些参与者一定也知道让婴儿们生病是很差劲的商业策略。就算没有媒体介入，自己的顾客吃出病来也意味着他们不会再买你的东西，更何况还有人死亡。那究竟是怎样的逻辑导致这种行为发生呢？

就我看来，导致毒奶粉事件发生的思维模式和导致其他多起伪劣商品丑闻的思维模式是相同的，从建筑材料中的有毒原料到泡菜里的工业盐。当事人可能是这 样想的：“我只是动了一点小手脚，在将来某个遥远的时候，有可能会让一些陌生人受到一些小的伤害。就算是真的有，我也不认识那些倒霉的人”。正是因为不清 楚自己行为即将产生何种恶果，以及行为和後果中间的时空距离，让他们容易来理性化自己的行为。

那些往奶粉里加三聚氰胺的人，直接目的并不是要毒害婴儿，华尔街上贩卖次贷的人们当初也没有打算要导致这场经济危机。而随着多家大公司的裁员和倒 闭，这些人许多都面临失业。华尔街危机不同之处在于，自主性的行为和负面结果之间的关系更加间接和复杂。甚至没有人知道究竟他们的账本上还有多少“毒债 ”，以及还有多大的灾难在前头。

两起灾难都是由于操作人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误算的结果。这些危机的发生，是因为人们试图利用这个复杂的系统来牟取自己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个系统足够复杂，才允许他们行为的後果不被仔细的考量。但因为这复杂性，人们容易打错算盘最後促发危机。

回顾人类历史，大部分时候事情都是以简单的方式在运作。比如你如果在吃烤羊肉串的话，你很可能是自己已经做了“质量检测”，因为这是你自己养的羊，自己亲自杀了它又烤来吃的。在古代，“金融”充其量就是在陶罐里储存一些贝壳，或者拿它们到市场上去换些珠子。

然而，随着过去几个世纪里的全球化，食物生产和金融业变成了高度复杂的全球体系。今天，一包加工过的食品常常含有来自全球的原料。所以即使是已经禁 止进口中国奶制品和婴儿奶粉的欧盟，还是于周四宣布需要检查包括巧克力和饼干在内的一些主要进口食品，因为这些食品中含有至少15%的奶粉，而这些奶粉仍 然有可能是中国制造。

这就意味着，欧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食品是从哪儿来的，以及里面包含了什麽。事实上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的食品是从哪儿来的。而国际金融系统还要更加复杂。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考虑监控机构的问题，以及政府失职而导致这日益复杂的全球体系失控的问题。

中国很多人在讨论三鹿是如何变成“免检”产品的。不管这是否是症结所在，食品质量事件在中国频发，都意味着中国食品检查机构未能尽到其职责。去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悲惨例子。

有人质疑一党制度的体系下能否建立一个真正有效和独立的监管体系。《纽约时报》周六发表了一篇文章，并引用了知名中国专家葛艺豪(Arthur Kroeber)的话。他表示，只要政府参与价格控制，企业管理和信息流动，更多的大丑闻就不可避免会继续发生。

但让我们来换个角度看问题。美国用一百年的时间来建造现代化食品制造业，而中国花的时间要短的多。然而，即使在美国和欧洲等监管经验丰富的地方，我 们仍然不时面临致命的食物安全危机。中国人都知道疯牛病，一些90年代初期感染疯牛病的欧洲人在不断死去。但很多人都不记得最近美国也发生诸多的食品危 机，，包括2006年的菠菜污染事件，今年的辣椒污染事件，让上千的人生病，并造成至少5人死亡。去年的有毒宠物食品案同时让中国和美国监管机制的弱点昭 于天下。

从总体来看，西方在控制食品安全上仍然比中国要胜出一筹。这就意味着企图挑战法律和道德以牟求更大利润的人在西方较难生存。但我们仍然在商业和金融 世界里看到了十分相似的行为模式，人们还是有办法鉆规矩的空子。从安然的轰然倒下到现在的华尔街危机，我们发现有效的监管在复杂的商业体系膨胀的面前显得 束手无策。

更让人心痛的是，一些导致这些危机发生的关键性的监管失误并不是偶然。他们甚至是计划的一部分。和往奶粉里偷倒三聚氰胺的行为相似，2000年美国 的一些参议员也偷偷把一条弱化对复杂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的法律条文塞进了其他法案中，蒙混过关。很明显，美国立法程序的复杂性也可以同样被利用。

毒奶粉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暴露了中国没有“道德底线”以及“社会风气太坏”呢？三鹿的某些行径，比如在婴儿们生病後还试图掩盖，是非常值得谴责的。但是，我认为导致华尔街坍塌的行为和往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的行为不相伯仲。 华尔街最大的五家投行（现在只剩两家了）在2007年底付给了他们自己390亿元的红利，而同时他们的股东们在同一年因为股价的下跌而损失了740亿美元。他们的冒险行为直接导致了华尔街现在的崩溃。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揭示了“没有道德底线？”这也值得思考。

最後，让我们再进一步比较。在食品制造体系和金融体系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的体系被复杂的危机所威胁：环境。当科学证明由人类导致的全球变暖这一事实无可争议时，我们也就发现我们自己的自私行为，以及全球监管机制不足是怎样共同将我们推向无尽的危机中。

本周三在纽约的“克林顿全球动员”大会，出现了惊人的一幕。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号召人们发挥“温和抵抗”精神，反对建设缺乏二氧化碳处理回收技术的新火电站。这标志着戈尔将气候危机进一步与道德挂钩。。

事实上，美国和欧洲环保主义运动早就在使用道德语言；在美欧的一些社区，如果路上开着的SUV只坐了司机本人，就会被斥责为“缺乏基本道德规范”。这观点听起来极端，但这样的意识已开始向大众普及。

戈尔一直在强调像《京都议定书》针对全球变暖的国际的监管制度的重要性。但对个人，他也建议我们每个人都应设法保持“碳中立”状态，即明确地知道你向大气中排放了多少碳，尽可能减少排碳量，并通过其他的机制抵消你排出的碳。

你可以不同意这一具体的办法，但是很明显的是，要处理这一复杂的危机，关键在于在各个层面上获取更多和更好的信息。这些信息将帮助我们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

美国国会正在重新强化对金融体系透明度的规定，估计这一次北京方面也会对食品采取类似的措施。但信息也对个人一样重要。在全球系统日益复杂的背景之下，我们越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和对环境的後果，我们个人的价值框架和道德观念也许就能越趋于完善。（完）

翻译：李春晓 审校：王丰/包立德 

温家宝要求企业在创新的同时也要有道德 面对毒奶危机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天津世界经济论坛2008年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要求中国企业在创新同时要有道德。不过，温家宝并没有在讲话中具体陈述中国政府将拿出哪些具体措施，重新挽回国内和国际消费者对中国食品的信心。

温家宝在讲话中说："企业家要有道德。我希望每个企业家、每个企业，在他们的身上都流着道德的血液。生产经营与道德的结合才能使一个企业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企业。" 温家宝还保证，不但将计划重新振兴乳制品工业和整个中国食品工业，也将致力于使所有的"中国制造"都能够成为消费者可以信赖的产品。

国际影响

随着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周四联合发布声明，对危机扩大表示担忧。 声明称，在食品生产和销售领域欺骗公众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有意污染婴幼儿食品的行为则更应受到指责。 声明表示，随着有关调查的展开，以及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希望中国当局今后会对婴幼儿食品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迄今为止，北美、欧盟、日本、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以及台湾和香港等多数国家与地区均已不同程度地禁止进口中国奶制品和相关食品。

新加坡农产品与兽医主管局在9月21日宣布从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中检测出三聚氰胺，且含量已超过人体可以安全食用的范围，并在23日宣布下架。

诚信危机

分析人士指出，最新的信心危机，自毒牙膏、毒玩具等危机之后，对已经面临重重困难的中国制造业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专家指出，温家宝的讲话似乎非常认真，但中国产品信心危机不断的问题出在制度性官商不分、利润高于道德，以及事发后的各级地方政府极力包庇遮掩的现行体制状况。 他们认为在目前体制得不到较大改变的情况下，很难避免不出现更多的信心危机。 "神七"上天，中国唯一的"航天乳饮料"专业生产企业三鹿集团却因毒奶丑闻"落地"。问题企业何以一路绿灯？（漫画作者：焦海洋）

一名领养中国孤儿的老外对毒奶粉的看法
万维读者网    2008-09-24 09:58:15

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道：中国毒奶粉问题，再次引起世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新闻网社论版副编辑、资深驻外记者里格-科亨（Martin Regg Cohn）作为领养中国孤儿的家长，对此深有感触。(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他在9月23日的评论中说，自己领养的女儿，婴儿时期就是喝中国的婴儿奶粉。所以当他获悉目前毒奶粉恐慌席卷中国大地时，即使表面上身处安全距离外的加拿大，也感到震撼。

事实上，尽管他和领养的女儿已经返回加拿大几年，过着有保障的生活，但仍然没有安全感。像他的女儿，出生后最初几个月在孤儿院里，都是喝当地的奶粉，所以他和女儿也都承担了风险。即使他们现在特意不消费中国的食品，但也要受到全球食物供应链的束缚。

例如，多种维他命中可能含有草药成分，猪肉香肠里使用了血液稀释剂，或者由几种水果汁浓缩制成果汁等。所以大家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吞咽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来自哪。

在他担任加拿大《多伦多星报》（the Star）驻香港记者期间，曾经历了一次类似的食品丑闻。2004年，他在中国领养了女儿。就在同一年，中国爆发了劣质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事件，安徽省有13名婴儿食用了假奶粉后，因营养不良而死亡。

抚养他女儿的孤儿院没有受到假奶粉的直接影响，但也令人感到不安。当他返回香港后，当地超市的常客提醒他，避免购买中国食品。香港超市的肉鸡是从 18,000公里外的巴西运来，取代过去跨越陆路边界从中国大陆运来的鸡。而莴苣则来自澳大利亚，绿花椰菜从美国进口。香港超市进口的食品不计成本，不考虑燃油消耗。在新近繁荣的中国，既有像这次揭发出的有毒婴儿奶粉，也有高价进口的外国食品。(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是人的天性所致。但加拿大人虚假的食品安全感还是令人吃惊。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许许多多好处中，食品安全却是全球化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因为谁也难以保证，远在万里外的食物供应商，像加拿大自己的农场主和食品加工商一样负责任。

他曾经访问过印尼的一家养虾场。那里遍地泥泞，污水横流，却向加拿大供应急冻虾。然而加拿大也有自己的问题——最近闹得纷纷扬扬的枫叶食品公司（Maple Leaf Foods）李斯特菌污染肉食品事件，以及前几年安省沃克顿（Walkerton）自来水污染事件等。

但在这里，公众最后可以找到负责任者——公司行号和各级政府，因为我们生活在成熟的民主国家。而中国是仍然容忍贪污、各级都遮掩丑闻的国家，大家对其制度如何能有信心？中国当局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封锁有毒婴儿奶粉丑闻，因为他们认为，国家的面子比拯救婴儿的性命重要。

他原来以为，他的家庭离开中国后，已经远离了食品威胁的第一线。但殊不知正是拜全球化所赐，食物威胁的第一线也随他们一家，搬到了加拿大——因为在这里同样没有办法知道食品的庐山真面目。当他在加拿大超市拿起一盒芒果汁，发现标签上赫然写着“加拿大产品”，好像加拿大生长着芒果树一样。(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目前渥太华当局正修订食品条例，规定从明年开始，只有本地成分高达98%的食品，才有资格标示为“加拿大产品”。如果产品制造成本中，本地份额只达到51%，那么包装上只许标示为“加拿大制造但含有进口成分”。可是并没有特别要求注明进口成分的原产地——例如其中的胡萝卜汁是原产于美国还是中国。这就仍然留下了不安全的因素。

去年加拿大人预先尝到了食品风险的滋味——当时北美数以百计的宠物猫狗患肾脏病，结果发现安省密西萨加（Mississauga）一家宠物食品厂使用了从中国进口，含有三聚氰胺的食品原料。

当上述事件爆发时，作者首先想到，如果中国人在宠物食品中使用了三聚氰胺，那么这种毒物扩散到像奶粉之类的食品，只是时间问题。他最后表示，当大家为宠物而烦恼时，他想知道有多少人的性命下一次会处于危险之中。他说：“我不会忘记安徽的大头娃娃，也不忘自己的中国领养女儿，大家或许感同身受。”

（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叶鹏飞 (2008-09-22)     今天早上周二中国央视《新闻联播》在一系列好消息之后，播报员突然神情紧张地开始念干稿，宣布在三鹿之外又发现21家国产婴幼儿奶粉含三聚氰胺。电视画面气氛当时显得有些诡异，播报员在念稿时失去了平时的自信，中间还发生些微的犹疑与停顿。

　　这让人感觉这条坏消息是临时插播的，让播报员有点措手不及；但是这也意味着当局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毒奶粉”丑闻其实已经升级为“毒奶”丑闻，波及面早远超过中国奶业，再不如实面对，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毒奶粉丑闻让中国政府内外交困。丑闻的外交代价已经日益明显，危及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缅甸、台湾、香港等相继宣布回收或 停止进口中国奶制品；美国警告消费者不要在网上订购中国奶制品并加强口岸抽查；韩国在掺有中国原料的鱼粮中发现三聚氰胺；日本回收混入中国伊利牌牛奶的点 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上周五要求北京当局对此一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欧盟在同日表示，期望北京能够就毒奶粉丑闻有个合理的交待。

　　世界卫生组织对丑闻的表达方式最为直接，上周四要求中国政府解释，为何奶粉受污染拖延几个月才对外公布；昨天又再度直接批评中国官员知情不报。这些表态都说明国际社会显然认定，在丑闻背后各个环节所涉及的隐匿情事，北京当局也难辞其咎。

　　中国政府同时更面对内部的政治危机，国家主席就丑闻发言，总理和常务副总理分别到北京以及丑闻核爆的“地面零点”河北探望肾结石受害婴儿，虽然肇祸的制奶企业集体宣誓要洗心革面，政府信誓旦旦要严肃处理，横跨社会各个阶层的冲击波持续扩大，民愤依然难止。

　　丑闻所能引发的解读是多层次的，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恐怕是新闻自由与生存权之间的因果关系。

　　当局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已经有进步，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去年7月明白地指出，在互联网时代，政府还指望“捂住”负面新闻的想法太天真。

　 　然而道理容易明白，行动起来却往往事与愿违。以毒奶粉丑闻为例，三聚氰胺在一年半前便被发现在出口给美国的宠物饲料里，然而就如近日一些美国媒体回顾， 当时中国政府的反应不是回头检查国内的问题源头，而是通过宣传机器，把事件操作为反击西方妖魔化“中国制造”的爱国行动。

　　最后，是中国人自己的下一代为官方的掩耳盗铃付出惨痛代价。血淋淋的教训清楚的指明，当揭露真相的媒体被阻止发挥让社会大众趋吉避凶的天职，社会整体最后连基本的吃饭生存权都失去保障。这时，连大多数不愿过问政治，只想安心过日子的普罗大众恐怕都被迫要行动起来。

　　至今，当局还无法摆脱本能，影响民生如此重大的新闻，昨天都被主要新闻网站低调处理；但民间舆论则开始质疑肾结石婴儿受害者的官方数据偏低，进而要求公布先前在川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师生的完整数目。

　　恶化的形势快速腐蚀公共信心，各地医院挤满了心急如焚的家长，他们要求赔偿，要求政府负责，也要求真相：可要的是国际组织介入调查，因为他们已经对中国的公权力失去信心。

　　中国政府是否能从危机中汲取正确的教训，目前还不得而知，然而事态的发展已经让当局没有太多重蹈覆辙的空间。

誰吃了三鹿奶粉？ 鄧聿文 2008年09月18日12:43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絡版專稿 有毒奶粉生產廠家的名單還在擴大。在國家質檢總局日前公佈的100多家嬰幼兒配方奶粉生產企業的檢測結果中﹐我們看到﹐除了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外﹐還有22個廠家的奶粉都檢測出了三聚氰胺﹐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企業。 既然生產出來了大批毒奶粉﹐那麼是誰購買了這些奶粉﹐又是誰在吃？ 從有關報道來看﹐售價低廉的三鹿奶粉﹐其市場主要在農村地區﹐而那些吃了三鹿有毒奶粉的“結石嬰兒”也多來自農村和城鎮低收入家庭。也就是說﹐三鹿事件再次暴露出了橫亙在中國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這條“鴻溝”。 這是一個讓人難以樂觀的問題﹐以致連中國的農業部長最近都不得不承認﹐改革30年來﹐中國城鄉之間的差距不但沒有被縮小﹐反而拉得更大。他提供的數據是﹐去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擴大到了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為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是中國貧富差距的一個主要表現。但切莫以為﹐城市居民的日子就普遍好過﹐實際上﹐城市里也存在一個龐大的貧困階層﹐如果以領取最低生活保障來衡量的話﹐城市貧困人口至少有1個億。因此﹐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兩級分化在中國是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社會現象。 為什麼改革30年了在中國還存在一個龐大的城鄉貧困階層？追根溯源﹐這與我們長期奉行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思想有關。這一發展思想認為﹐只要能夠實現財富的積累﹐即使在過程中出現不公平的現象﹐也是可以容忍的。 廣告“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思想在改革初期甚至中期都是必要的﹐因為那時短缺的是效率和財富﹐但是﹐在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必須關注財富分配過程中的正 義問題。可惜的是﹐近兩年中國社會雖然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也採取了某些必要的措施加以糾正﹐但受制於制度慣性和其他因素﹐目前在財富的分配上﹐還是更多地 朝資本（企業主）和國家（政府）傾斜。 以政府為例﹐最近七、八年來每年高達30%以上的稅收增長使政府擁有了巨大的財力。儘管國家在諸如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上的投入比過去提高了一定比 例﹐但一來這些行業內部分配不均﹐比如﹐投給教育的資金非義務的高等教育拿了大頭﹐反而是政府應該盡責任的義務教育佔了小頭﹐使得窮人並未真正享受到政府 更多的公共服務﹔二來政府的財力還主要用於政府的直接投資、為改善發展環境而作的投入以及政府自身的運轉上。 在中國的富裕群體方面﹐雖然部分富人是靠勤奮或知識而發達的﹐但更多的是通過與權力的“聯姻”以及有組織的違法犯罪行為而成為富人的。比如﹐國企改制和圈地就在製造了不少富人的同時製造了更大群體的下崗工人與失地農民。 可以說﹐正是這種不合理的分配方式、稅收體制以及收入結構使得中國陷入了“發展─窮困”的怪圈。在這個怪圈里﹐社會的消費和消費產品也分成涇渭分明的兩個 極端──富人消費高檔產品﹐窮人消費低檔產品。但由於低收入者佔據社會的主體﹐所以這種消費結構必然會制約整體生產的質量和水平的提高。社會為迎合低收入 者的消費需求﹐必然會出現一個以製造和生產低檔產品為主的利益鏈條。這個利益鏈條在成本的壓力下﹐再加上政府監督不到位﹐生產出來的低檔產品變成低劣產品 也就在所難免。 這些年來﹐像廣東的毒豬肉、河南的毒大米、四川的腐肉腌製品、湖南的“衛生筷”、廣西的毒腐竹、湖北的毒醬油﹐以及摻入滑石粉的麥米粉、混入劇毒的防腐化 學藥品的罐頭食品、毒粉絲、工業酒精摻水的白酒﹐等等﹐都曾大量充斥市場。為什麼中國目前還有那麼多假冒偽劣商品？關鍵是有大批的窮人消費群體﹐他們的收 入決定了他們不得不去購買那些質差價廉的商品。 所以﹐對於窮人來說﹐在一個被劣質產品包圍的世界里﹐除非不想消費﹐要消費就隨時可能碰到有問題的產品﹐不知道哪天會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交給這些劣質產品。就此而言﹐說“奶粉中毒是窮人的專利”﹐一點也不過分。 在一個社會﹐當價格高低成為判斷一種產品是否安全的依據時﹐無疑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近年發生的多起食品安全事故告訴我們﹐這是經常發生在我們身邊 的現實。因此﹐要改變這種狀況﹐從發展理念上說﹐我們必須拋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思想﹐將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維護社會公平上來﹔就收入分配來說﹐我 們必須制定一套財富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制度﹐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只有窮人的收入增長了﹐消費市場才會擴大﹐消費產品的質量和品質才會改進﹐生產的質量和水平才會提高﹐類似“結石嬰兒”的悲劇才會有大大減少的希望。 （本文作者鄧聿文為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多家報刊專欄作者和特約作者﹐關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問題。文中所述只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亚洲周刊：毒奶损害中国国家安全

倍可亲(backchina.com) 倍可亲京港台时间：2008/9/21　 消息来源：亚洲周刊（本文被百度拒绝）

　　中国必须将「三鹿」毒奶粉大案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来严办，并在体制上全面改革，加以防范。如果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的消费安全，也必将在政治上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

　　近代的经济史学家罗伯兹（Robert S. Lopez）曾指出，当十三及十四世纪资本主义在意大利半岛各城邦萌芽的时刻，生產与商业行为曾发生了重要的质变，那就是「它不再是一种冒险」，而变成例 行、重復、均质、风险大幅降低的纪律行为。而经济文献学者也寻找到当时的工匠团体及行会规章，严格要求品质管制，不做劣质商品都已列入规定， 并被认为是一种「行业荣誉」。

　　上述品质，也就是资本主义体系里所谓「理性」的主要成分，人们从事贸易和消费时，不必再「碰运气」。在这种纪律条件支撑下，相互的信任也可以使得运作 成本降低，不必为了?劣商品而尔诈我虞、对簿公堂而虚耗时间与金钱。这种纪律条件行之久远，现在早已成了「商誉」的传统，公司商品一有瑕疵，就会主动而彻 底的全面回收。

　　而谈到这种纪律，当今中国大陆的表现就难免让人失望至极。中国古代人经商，虽有「货真价实」、「信用可靠」、「童叟无欺」这样的要求，但这只限於道德 宣示，并没有确切的体制保证，因而才会有广泛的「偷工减料」和「鱼目混珠」。而到了现在，尽管中国作为世界的主要工厂与市场，生產与消费规模日益扩大，但 偽劣、不实，甚至黑心的商品也跟著日益泛滥。由於这种事情是如此的普遍和频繁，甚至中国整个国家都赔掉了形象。由最近「三鹿」牌毒奶粉这起惊人的大案，已 显示出中国偽劣黑心商品问题，已到了绝对不容再姑息，而必须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这个层级的问题来严办，并在体制上全面改革加以防范。而更严重的是， 当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的消费安全，也必将在政治上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

　　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於商机无限，固然生產及消费大幅成长，带动出许多优秀企业，但开放所造成的机会，却也使得宵小黑心之徒，有了把经济当成 冒险家乐园的趋势。中国俗谚所谓「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已在经济领域上广泛出现。当不肖生意人都想赚黑心横财，其混乱黑暗的程度已可想而知。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黑心商品，包括黑心食品、药品，以及其他如黑心玩具等层出不穷。其犖犖大者即有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四年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造成「大 头娃娃」的案件；宠物食品输美有三聚氰胺及三聚氰酸毒性成分的大案；中国製造的感冒糖浆因含有工业用二甘醇，销往巴拿马、海地、印度、阿根廷等多国，造成 多人受害甚至死亡的国际丑闻；以及今年初发生在日本的「中国毒水饺案」等。如果再加上诸如去年扩及美、加、澳、新西兰等多国的「毒牙膏」，以及稍早前输美 玩具涂料含铅超量等问题，中国儼然已成了全球黑心大国了。

　　而这次「三鹿牌」毒奶粉事件之绝对不可原谅，乃是中国毒奶粉问题早已存在至少五年以上，但或因它主要为内销產品，在中国「只怕外国人，不卹自己百姓」 的积习下，大陆由中央到地方都漠然视之，甚至地方还曲意遮掩。这次事件早在三月即被人反映，却一直拖拖拉拉，媒体也配合不加报道，所幸还是在偏远的甘肃被 引爆。由这样的过程，我们已可看出它的「共犯结构」是多的庞大可怕！

　　「三鹿牌」毒奶粉事件绝对不可原谅。如果是小规模的黑心食品，它固然可恨，但伤害亦有限。但「三鹿牌」奶粉则不然，它是中国内销最大品牌，因此这种大 企业卖出这种商品是「黑心的向上攀升」。大企业必须是小企业的榜样，而它却成了反面榜样。其次，奶粉乃是婴儿主食，大量婴儿天天吃毒奶粉，这已形同是慢性 谋杀。到目前为止，吃这种奶粉而就医的婴儿已逾三万，估计还会更多。这种效果已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政府不果断的严厉处置和勒令赔偿善后，怎能向人民交代？

　　此案的绝对不可宽恕，乃是中国在后奥运时代正需要以开放的成果争取国际和全球华人的肯定和支持，它所捅出的纰漏已将「奥运效果」打了很大的折扣。特别 是毒奶粉及其製品销售台港澳，尽管这些地区受害轻微，但对大陆的负面印象却大为增加，大家都竞相走告：「去大陆吃东西要特别当心！」这种负面影响，大陆不 知要做多少正面的努力始能弥补。因此，毒奶粉案已成了汤锅里最大一粒老鼠屎，整锅汤都被搞坏了！

　　由於黑心商品案不断，加上它的共犯结构，北京当局已不能再敷衍了事，而必须藉著坚定严厉善后，证明政府有维繫和谐社会、和谐商业的决心。强化中央及地 方的商品质检，修改并加重伪劣商品的罚则，扩大媒体举报不法事件的自由度；对「三鹿」公司的高层、河北省的共犯，都要严厉处置。大家都在看，「三鹿案」怎么办。

针对毒奶粉等问题 胡锦涛严批干部 作风飘浮麻木不仁

● 于泽远(北京)(2008-09-20)本文被百度拒绝

　　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说，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

　　他说：“这些事件再一次告诫我们，只有抓紧解决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全党同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中国共产党才能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昨天在谈到三鹿结石奶粉事件等问题时严厉指责一些干部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强调中共必须充分估计近来生产安全事件和食品安全事件后果的严重性，牢牢记取其中的惨痛教训。

　　中共政治局全体委员以及各地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了昨天的动员大会。中共计划从今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的时间在全党进行学习实践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活动，把科学发展观打造成中共新的指导思想。

　 　北京政情分析人士指出，昨天大会的规格仅次于中央全会，胡锦涛以如此严厉的口气指责地方官员作风飘浮、对民众生命安全麻木不仁，表明他对山西溃坝事件， 特别是三鹿奶粉事件十分震怒。高层可能会以这两起事件为反面教材，在处分一批失职官员的基础上，建立官员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全党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重要 性。

　　新华社昨天发表评论员文章，就三鹿奶粉事件为高层领导辩护，并将事件的责任归咎于有关地方和企业没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另一方面，为稳定因三鹿结石奶粉事件而遭受严重冲击的奶粉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对婴幼儿奶粉价格的监管，如果出现婴幼儿 奶粉价格显著上涨，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对婴幼儿奶粉价格及时启动限定差价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等干预措施，防止价格不合理上涨。

　　通知强调，各地要坚决打击趁机哄抬奶粉价格、牟取暴利的行为。对串通涨价、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以次充好、变相抬价，以及不执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等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严厉制裁，对典型案件要予以公开曝光。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要求中国政府解释，为何奶粉受污染事件在几个月后才对外公布。报道说，世卫组织表扬中国政府对危机的反应，但同时要求中国调查为何上报系统在初期出现问题。

　　被查出旗下奶产品含有三聚氰胺的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9月17日表示，在责任面前，企业惟一的选择就是负起完全的责任。

　　牛根生将9月16日称为“乳制品行业最为可耻的日子”，他在博客中说：“责任在谁？我们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干系。”

《联合早报》

  时间: 2008-9-19 10:26:40 (北京时间: 2008-9-19 22:26:40)
  博客: beixing®  
  发布者 lq 在 08-09-19 08:59
作者：张洁平

中国名牌奶粉掺入三聚氰胺，蒙骗蛋白质标准，导致六千多肾结石婴儿。三鹿奶粉早被发现有问题，但厂商与地方政府失职隐瞒，质监部门被疑渎职，各关键控制点均失效，遍及蒙牛、伊利等品牌，严重损害中国政府公信力和国际形象。

河南兰考的何秀丽抱着八个月大的宝宝，一直等着看九月十六日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联播。

电视里，长长一列播放近十分钟的乳品名单看得年轻妈妈心惊肉跳。「所有奶粉都有问题？！那我能给孩子吃什么？」这样的焦虑，一个星期来折磨着中国数千万家庭。

自九月十一日，卫生部正式通告国家免检名牌「三鹿」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与半年来猛增的婴儿肾结石病例相关，短短五天内，「毒奶粉」阴影笼罩全国，几乎每个人都记住了拗口的「三聚氰胺」。

这种原本应用于涂料、皮革加工的有机化学原料，在过去一年内，在大量国产婴幼儿奶粉以及部分液态奶、酸奶中被发现。三聚氰胺毒性不高，但长期作用于肾脏及膀胱，容易沉积导致结石，堵塞肾小管，最终造成肾衰竭。

截 至发稿，国家质检总局最新检测数据显示，二十二家国产奶粉厂家的六十九批次婴幼儿配方奶粉中检出三聚氰胺，包括三鹿、雅士利、伊利、蒙牛、圣元等，除了黑 龙江完达山和北京三元等不在名单上，国产名牌无一幸免。其中，三鹿奶粉最严重，全部抽样皆有问题，每一公斤奶粉的三聚氰胺含量竟高达二千五百六十三毫克！

卫 生部部长、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组长陈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专家风险评估，三聚氰胺在婴儿体内最大耐受量为每公斤奶粉十五毫克。而在 中国，一个十公斤体重的婴儿若每天食用三鹿毒奶粉（一百克至二百克），那他每天摄入的三聚氰胺，竟可能高达二百五十至五百毫克！

截至九月十七日八时，全国因食用有毒奶粉导致的肾结石患儿病例已达六千二百四十四例，三名患儿死亡。其中一千三百二十七人留院观察治疗，重症患儿有一百五十八例。患儿中的绝大多数长期食用三鹿奶粉。

奥运婴儿变肾石婴儿

何 秀丽看着眼前的数据，「心像被刀子捅了似的！」她的宝宝是男孩，出生五个月之后一直喝三鹿奶粉，到现在整整三个月。「每天一两百克啊。他前段时间小便有些 不畅……我刚刚出差回来，明天就带他上医院检查！要是有问题，要是有问题……现在的商人太黑心了！究竟还有什么是安全的？」何秀丽不禁哽咽起来。

宝宝的出生是特别计划的，赶在了二零零八年年头。「奥运年，本想讨个好彩头。」何秀丽语气很低落：「谁想到会这样？」

的 确，即使奶制品安全事件近年屡现媒体，但无论零三年辽宁海城的豆奶中毒，还是零六年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以往出事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品牌，或者干脆是假 冒伪劣。谁能想到，连续十五年销量第一、占了全国市场份额一成八、奶粉配方技术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挂着「国家免检品牌」的三鹿，也会让宝宝中 毒？而紧接着，伊利、蒙牛、雅士利的抽检不合格，更跌破所有人的眼镜。

追溯事件源头，零八年三月起就有肾结石患儿病例出现，到六月，病例 大规模爆发，医生、病患家长向上投诉，却直到九月，事件才曝光。期间，三鹿奶粉的广告仍在中央台黄金时间播放，产品仍在超市货架醒目位置销售。一次食品安 全事故，终于扩展为一场公共卫生灾难，进而演变成蔓延全球的信任危机。

回溯事态发展，问号多得不可思议：奶粉里为什么会出现化工原料三聚 氰胺？为什么企业号称一千一百道的检测工序查不出来？为什么国家质检部门查不出来？为什么毒奶粉可以获得国家一系列表彰？甚至成了航天员指定用奶？为什么 病例爆发，人们却迟了三个月知道真相？谁该为全军覆没的国产毒奶粉负责？

危机并非不可逆转，然而一环扣一环的失职、渎职，却让我们错过了每一个可能避免或减低伤害的关键时点。

奶粉为何有毒？

二 零零七年三月，含有中国进口蛋白粉的宠物食品在美国引发上千猫狗死亡，始作俑者就是三聚氰胺。当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从江苏和山东两家公司进口的部分小 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中检出三聚氰胺，并初步认为这是导致猫、狗中毒死亡的原因。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在随后的调查中肯定了这一结果，并随后展开了一场针对蛋 白粉中违规添加三聚氰胺的「专项整治」。

二零零七年五月中新社报道：「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紧急部署对奶粉、液态奶、婴幼儿米粉、香肠、面包、馒头、面条及方便面等十二类的八百批次食品进行专项抽查，均未检出三聚氰胺。」

然而事隔一年多，三聚氰胺幽灵再现，只是这次毒害的不是猫猫狗狗，而是我们自己的婴儿。

江 南大学食品学院教授、教育部食品科学与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钱和对亚洲周刊说：「乳品行业最重要的指标是蛋白质含量，包括三鹿在内的业内许多公司，都是用验 收总氮含量来间接推算蛋白质含量的，这就有了钻空子的机会。」她解释，由于三聚氰胺含氮量高，白色无味，再加上容易购买，有不法商贩向原料奶添加三聚氰 胺，可以使总氮含量提高，也就相当于「伪造蛋白质含量」。

三鹿集团所在地河北，警方侦查后得出初步结论，在奶制品加工的四个环节中（原奶采购、生产加工、产品储藏、流通销售），排除了后三个环节的「下毒」可能，而对原奶采购环节进行调查。

对 此，业内人士向记者解释，三鹿公司等几家著名乳品企业都有下属的奶场，这部分奶源有公司专门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负责，原则上质量可以控制；同时，三鹿还 有小部分奶源来自其它奶站。「这一部分奶源通常由奶农挤奶，交给奶站采购者，再直接装罐转交厂家。」业内人士称，质量无法控制的正是「奶农—奶贩子」这一 环。

据悉，一些奶农只和采购单位签合同，并不清楚自己的奶会卖给哪家公司。而奶贩子掌握中间环节，他们并不一定只向三鹿集团供货，也会将收购来的鲜奶卖给出价最高的企业。在这一环节，向鲜奶中注水，再添加化学试剂，以保证蛋白质含量蒙混过关，已是通行的「潜规则」。

早在二零零七年四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暗访陕西一奶场时，就随处可见触目惊心的勾兑场景。据当时报道，原料奶掺假所获得的利润十分惊人，五百多元的原料就能用水凭空兑出二千多元的「牛奶」交货。

钱和也承认这一现象的普遍，但她说：「以前常见的违规操作是添加尿素，加三聚氰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事 实上，三聚氰胺为祸时间并不短。此次毒奶粉事件已拘捕二十六名犯罪嫌疑人，其中正式逮捕四人。据河北警方披露的消息，被捕四人均有采购者身份，其中两人二 零零五年四月就开始在奶中加三聚氰胺了，一人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开始先后购买二百公斤左右含三聚氰胺的化学物质掺杂在收购来的鲜奶中，销售给三鹿集团，另一 人则自二零零八年四月以来在奶中添加三聚氰胺。

质检为何失效？

即便有不法事实在先，令广大消费者疑惑的，却是几十年信誉的名牌企业为什么保不住基本产品安全？国家质检系统为什么失效？钱和教授认为，第一个环节的失职出在企业。

「从 原料奶进入企业，一般五到八项指标合格才可以接收。三聚氰胺不在常规监控范围内，但企业若了解原料奶掺假的普遍现象，是应该提高检测方法的先进性的。」她 介绍，检测蛋白质含量并非只有通过验收总氮含量一种方法来进行，只是这种方法成本较低，容易实施，才在厂商中普遍采用。「据我所知，在一些品控比较好的乳 品企业，已经采用验收完整蛋白质含量的检测了，这样就避免了奶贩用代替品滥竽充数的情况。」

在毒奶事件爆发后，卫生部通报指出，受毒奶牵连的二十二家企业，出口奶制品以及供应奥运会用奶都没质量问题，而只有国内的出了问题。这表明类似质量事故厂家在技术上是完全可控的。即便毒素最终证明来自奶源或供应环节，企业都难脱质检责任。

理 论上的第二道把关，应该是国家质检部门。二零零五年一月起，国务院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调整，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划归质检部门负责，而肉制品、奶制品、 食品添加剂等重要产品和大型企业则由国家质检总局统一管理，三鹿集团便在此列。但是，三鹿集团恰恰持有国家质检总局颁出的「产品免检」证书。

按 照规定，符合产品市场占有率、经济效益排名前列、产品经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连续三次以上合格等标准的企业，可以获颁「免检」证书。企业在免检有效期 内，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在内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今年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已经取消了国家质检总局的「免检」颁授资格。但三鹿集团的免检 资格是今年十二月到期。「这就相当于是一张免死金牌。」钱和说：「难免产生了制度上的漏洞。」

但即便如此，还有第三道把关。国家质检总局在对全国三十七个婴幼儿配方乳粉重点品牌抽查后，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列出了十家「质量较好的产品名单」，遗憾的是，当时榜上有名的产品，几乎均在此次三聚氰胺超标的二十二家企业之中。三鹿同样上了「十佳」。

钱和指出，在国家质检总局的常规检测指标中，并不包含三聚氰胺这一项。「常规指针一般是感官指针和化学指针两种，包括了调风味的香精，以及作为添加剂的常见化学元素、农药残留等等。三聚氰胺不在其列。」

然 而，自二零零七年出口美国的毒饲料事件后，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事实上已经专项抽查过奶粉、液态奶、婴幼儿米粉、香肠、面包、馒头、面条及方便面等食品，当时 未检出三聚氰胺。奶贩既然零五年便开始使用三聚氰胺，为何当时没查出？既然已经引起重视，为什么零八年不沿用三聚氰胺的检测指标？无论企业或是国家质检总 局，在如此重大的安全事故面前，显然都难辞其咎。

真相为何迟到？

危机的伤害本可尽量减少的：如果三鹿集团三月开始收到患 泌尿系统结石病投诉时，可以尽快彻查；如果三鹿在八月一日收到检测结果，了解三聚氰胺污染情况时就能及时向社会通报；如果国家质检总局的网站能够重视六月 三十日和七月二十四日两次分别来自患儿家长和医生的投诉；如果石家庄市政府在八月二日接到三鹿报告，及随后接到新西兰合资商要求的时候，能及时向公众披 露；如果……

从最早发现病例的三月，一直等到九月十一日晚间，卫生部才正式公告，立即停止食用三鹿受污染奶粉。九月十三日，国务院启动了 国家安全事故I级（「I级」为最高级：指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响应机制处置三鹿奶粉污染事件，开始免费救治患病婴幼儿，排查市场上所有乳制品。在这之 前，三个婴儿死亡，更多婴儿因为继续食用三鹿奶粉患病。

当生产与质检环节都出问题时，信息公开的监督环节失效，更促成了危机的蔓延。在事 件大规模披露后，三鹿公司仍试图掩盖，九月十日、十一日，不断否认肾结石病例与三鹿奶粉有关，但却在九月十一日晚卫生部介入后，迅速召回受污染奶粉，并称 「公司自检发现，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奶粉受污染，市场上大约有七百吨」。

事实上，一份得到媒体证实的「三鹿内部邮件」显 示：八月一日下午六时，三鹿已经取得检测结果：送检的十六个婴幼儿奶粉样品，十五个样品中检出了三聚氰胺的成份。八月二日下午，三鹿分别将有关情况报告给 了其注册所在地石家庄市政府和新华区政府，并开始回收市场上的三鹿婴幼儿奶粉。八月四日至九日，三鹿对送达的原料乳二百份样品进行了检测，确认「人为向原 料乳中掺入三聚氰胺是引入到婴幼儿奶粉中的最主要途径」。但确认因自己集团生产的奶粉导致众多婴儿患有肾结石之后，三鹿集团开始进行公关工作，掩饰事实真 相。

九月十二日，网络曝光了一份据传是负责三鹿公关业务的北京涛澜通略国际广告有限公司八月十一日做的《公关解决方案建议》，建议内容包 括：「安抚消费者，一至二年内不让他开口；与百度签定三百万广告投放协议以享受负面新闻删除，拿到新闻话语权；以攻为守，搜集行业竞争产品肾结石负面新闻 的消费者资料，以备不时之需。」九月十三日，百度发出声明，称「三鹿的代理公关公司致电百度大客户部希望能协助屏蔽最近三鹿的负面新闻」，但百度「严词否 决」，间接证明了三鹿公司公关方案的真实性。

根据三鹿数据显示，石家庄市政府八月二日已了解情况；而持有三鹿集团四成三股份的新西兰恒天 然集团也披露，他们八月已经将有关情况通知市政府。新西兰总理克拉克特别在九月十五日声明，不满中国地方官员不响应恒天然集团要求，立即回收有问题的三鹿 婴儿奶粉，「而要到新西兰政府向北京接触后，地方官员才开始采取行动」。

河北省副省长杨崇勇日前透露，三鹿集团于三月发现问题奶粉之后一直瞒而不报，直到八月二日下午才报向石家庄市政府，「这五个月一拖，问题就拖得非常严重」。他更承认，石家庄市政府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上报。

在 九月十三日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说：质检总局九月九日才得知毒奶粉事件。然而，在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的「留言查询」版 内，六月三十日就有湖南消费者报料并急切说：「请尽快查清奶粉是否有问题，为避免更多婴儿得此病。」并点名了三鹿奶粉。七月二十四日，徐州市儿童医院泌尿 外科的医生冯东川也在食品生产监管司留言，也提到婴儿吃同一品牌奶粉患病的问题。食品生产监管司七月三十日回复：请你向卫生部门反映此类问题。蒲长城后来 承认曾收到过留言，但由于缺少详细信息，未继续跟进。

另一方面，自九月八日媒体大规模曝光毒奶粉事件后，九月十四日，媒体的跟进报道便受到阻碍。

中 宣部发布禁令，要求各地区媒体撤回记者，统一刊发新华社消息；另一方面，在广州、深圳等能收看香港电视新闻的有线网络屏蔽所有相关报道。网络方面，监管规 定要求网上报道只转发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稿件；关于此事件的报道「不作头条，不开专题」，「重点报道政府采取的处置措施及进展，报道 医疗部门对致病儿童的积极救治」；论坛、博客等互动栏目中不把此事作为推荐话题，不置顶；「组织网评员开展网上引导」。

从奶贩的丧心病狂到厂家的漠视生命，从地方政府的失职到质监部门的渎职，社会系统每一个关键控制点都没有正常发挥效用，危机也就演变成一场公共安全灾难。

而 真相仍被人极力掩饰，从八月一日，三鹿集团获得检测结果开始，迟到了四十二天。这四十二天，事故演变为灾难，也把公民的信任付之一炬。民族品牌集体倒下， 中国政府公信力和通过奥运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谁该负责？国民信心的集体摧毁，谁该负责？为了等待奥运年出生的宝宝，他们的健康，谁能负责？

□ 《亚洲周刊》二〇〇八年第三十八期